走近野玫瑰的耕耘者
——江永女书传承人
撰稿人：李静 霍云艺 陈拼亮
女书是世界上唯一已知的女性文字，发源于湖南省江永县上江圩镇一带，是当地妇女交流情感和生活的文字载体，在旧时男权社会中为女性独辟了一处情感栖息地。由于交通闭塞、经济落后以及自身的独特性，女书一直默默绽放在都庞岭中，不为外人所知。因此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称之为“深山里的野玫瑰”。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这朵快要枯萎的野玫瑰才出现在世人面前。人们惊叹于它的美丽和神秘，由此也产生了一大批“野玫瑰的耕耘者”，他们身体力行，想要把这份独特的美丽传播到更远的地方去。
周硕沂、何艳新：保护原生态女书
一个是整理原始资料的县文化馆工作者，一个是反对包办婚姻的女书传承人。他们的人生本是两条平行线，却因为女书的存在产生了交集。他们在女书的家乡扎根，为挖掘、保护女书资料做出了卓越贡献，给后来的学者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周硕沂老人已经仙逝，何艳新老人还在。她摇着蒲扇，在小巷口向我们娓娓道来。
“我是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出生的，5岁开始跟着外婆学女书，解放以后没有学了。90年代年周硕沂下乡采集女书歌，我们两个认识了，才开始合作。他写汉字，我翻译成女书。”何艳新家住江永县河渊村，是现在年纪最大的一名女书传承人。她自幼跟随外婆学习女书，又从初中毕业，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接受教育的女性。她有着深厚的女书文化底蕴，也有跟外界沟通的能力。机缘巧合，周硕沂结识了何艳新，两人合作十几年，在当地一起整理、翻译女书作品，去往北京、日本各地宣传女书文化，共同把女书的种子带到各个地方。他们的学生遍布各个国家和地区，包括现在的国家级女书传承人何静华，实际上也是两人的学生。
“2003年我去清华大学翻译女书资料，在那里待了5个多月。那时候非典啊，哪里都不准去，像犯人一样的。”2003年，何艳新受清华大学教授赵丽明邀请，前往北京进行女书资料整理和翻译工作。老人想起当年的事情，心里更多的是酸楚。“云南大学有个教授，一到清华大学就被关起来了，我们只能通过打电话来沟通。”传播女书的过程有艰辛，也有独特的人生体验。在一次采访活动中，老人与日本学者远藤织枝结为好友，两人多年来一直有书信往来。在旧时，当地女性会与自己的好朋友结为“老同”，写下“结交书”。电影《雪花秘扇》说的就是老同的故事。何艳新老人也有自己的老同，是来自台湾的学者刘斐玟，二人关系极好，现在仍保持密切联系。
将近30年的女书研究与传播经历，让何艳新走遍大江南北，在国内外留下她和女书的足迹。见识了外界的繁华，如今老人选择回到家乡带小孙子，继续过一个普通农村妇女的生活。虽然老人同女书的故事有辛酸与苦楚，但被问及“女书的传播有没有意义”时，她还是坚定地点了点头。这大概是何艳新对自己曾经生活的认可和怀念吧。
“我父亲这一生啊，真的是为女书而活的。”周硕沂之女周荆儿这样评价父亲。周硕沂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父是当时永明县的县长，家族里有女性长辈会写女书，小学就跟着自己的三姑和祖母学写女书。后来他在自己父亲的笔记当中看见了《训女词》，进一步产生了深刻的兴趣。由于家庭困难，周硕沂12岁就辍学了，但他却依旧没有放弃女书，仍抱着要进一步学习的打算。
1954年周硕沂被分配到江永县文化馆工作，标志着女书文化资料的正式搜集工作拉开了序幕。周硕沂下乡指导文艺工作，争取调到女书文化的聚集地——上江圩镇工作。在这里他结识了一位资深自然传承人，胡慈珠。胡慈珠老太太教他读、写女书作品，其中《蚁形文字歌》载入了《江永县解放十年志》（稿）。借助文化馆工作人员的身份，周硕沂搜集了不少资料。然而这些宝贵的资料，却在文革当中毁于一旦，自己也被打成右派，女书保护搜集工作又回到了原点。
也许是骨子里流传的文化人血脉与对女书的热爱在发挥作用，1979年平反后，周硕沂又从头开始搜集整理资料。这一次的工作较之前更仔细、更认真。1982年，周硕沂结识了女书自然传承人高银仙、义年华老人，鼓励她们进行再创作，留下了十万余字的珍贵资料。除此之外，他还接待了许多国内外的学者，帮助他们采访当地村民，搜集、翻译、注释女书。各种学术研究论文也刊发在国内外报刊上，其中与赵丽明、陈其光合著17万字的女书著作是他毕生研究成果的精华。在内，他认真搜集资料；对外，他毫不吝啬自己的知识，为各地学者牵线搭桥，身体力行地宣扬女书文化。最后，自己也在参加女书国际研讨会议的途中去世。悬挂在周硕沂故居门口的牌匾“男传女书第一人”，是对他为女书鞠躬尽瘁的一生最好的注解。
周荆儿：拳拳之心承父业
周荆儿是周硕沂的女儿，是父辈子女当中唯一跟随父亲学习女书的人。
周家屋内弥漫着淡淡的香火气息，周女士自然地面对着镜头，向我们娓娓道来她与女书的故事。“我从小受父亲影响，追随父亲学习女书，现在则是他的直接继承者。”对于父亲在女书发掘与保护上付出的辛劳与努力，她认为很值得自己学习与传颂，因此每当与外人讲起女书时，她都会无意识地带有“我父亲当时”之类的前缀。这种自然流露出的神态与言语，夹杂着对父亲深深的怀念。周硕沂先生去世后，为了继承父亲的遗志，她坚持收集并整理周老先生的著作及研究成果，为“周硕沂女书纪念馆”开馆做足了准备工作。“历时三年，‘周硕沂女书纪念馆’才终于开馆，而在纪念馆修建的过程中，更是面临了种种困难，但想到自己的父亲，这些都值得了。”周荆儿坚定地说道。
因为父亲研究女书，所以在耳濡目染之下周荆儿女士也通晓女书书写、吟唱、诵读，并在创作方面也取得一定的成就。在谈到对女书的传承时，周女士表示，虽然如今的青年对女书文化感到陌生，但是深入校园进行教学传播活动后，她意外地发现，也有很多孩子对女书富有兴趣，主动让她教他们书写女书。“文化传承不从校园抓起，将永远只是空谈，只有在孩子们处于快速理解新事物的孩提时代，给他们播撒下女书文化的种子，才有可能将女书文化传播开来。”
沉闷的下午没有桎梏周女士的思维，她认为女书文化不应该局限于女书本体，还应该包括创作的作品：如诗文、歌曲、书法、绘画等。女书文字典雅精致，能够显示出女性特有的优雅美感。女书作品造型优美，极具观赏价值。女书物件玲珑雅致，富有艺术收藏价值。将女书文化与其他元素进行结合，不仅可以拓宽女书文化的传播范围，还能提高女书的附加价值，更可以将女书融入大众生活从而便于传播。2011年，周女士参加好莱坞美国大片《雪花秘扇》的拍摄，在其中担任配音工作。周女士还是传统女书歌谣吟唱的实力干将，2018年初，受“女书文化”公众号邀请，她录制了“女书语传唱诗歌”。通过这些活动，女书得以透过文字本身传递音乐和旋律震撼人们的视觉、听觉直至灵魂，散发出无与伦比的魅力。
然而因受到现代文化的冲击以及时间、空间的限制，女书已经出现传承危机，现如今精通女书的只有寥寥数十人。随着2004年最后一位女书自然传人98岁高龄的阳焕宜老人离世，这种“老传少，母传女，作品陪葬”的文化更面临灭绝的窘境。作为女书传承人，周女士深感身上责任之重大，江永政府与其他女书传人亦是如此。好在政府早有意识，为了更好地保护与传承“江永女书”这一中华文化之瑰宝，政府建立起了女书园，作为抢救、保护、开发女书文化的重要场所，以及宣传女书文化的重要窗口。
在女书发祥地江永，我们见到了美轮美奂的自然景观，感受到了民风淳朴的社会风貌，见证了由女字、女歌、女红和女性习俗活动等构成的立体而丰富的女书奇迹。当女书文化逐渐被大众所关注后，很多人都担心它是否会受到商业化的侵袭而改变初心。周女士认为人们创作的女书作品也在与时俱进，切合社会价值观。
何跃娟：提炼“君子女”意涵
在女书文化当中，有一个特别的名词为“君子女”，是指有书写女书能力的女性。古代女性一般没有机会读书，所以“君子”一般和男子相关，是指有文化有修养的男性。这种归类与其说是一种对文化素养的肯定，不如说更是一种对气质的赞扬。而学习了女书的女子，同样在学习中习得了这样的气质。
何跃娟出生在一个女书文化浓厚的家庭，母亲和外婆都对女书有很深的了解。所以何跃娟从小就跟着她们吟诵女书歌谣、书写女书文字。同时，在她的成长过程中，母亲和外婆始终用女书中培养女儿的方式教导何跃娟，教她识礼仪、知荣辱。“拾柴”、“纺织”不是女书诗词里冰冷的字眼，也是何跃娟日常生活的实践。
何跃娟的外婆，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个“大家闺秀”，无论是文化修养还是礼仪举止，都有着浸透到骨子里的书香气质。在教导女儿和孙女时，她始终秉承女书里面传递的精神。
对于“君子女”的意涵，何跃娟有自己的理解。对她而言，传递女书文化不仅仅是把它作为一种简单的“独一无二的女性文字”去传播，更要把女书带给自己的影响继续传递给其他接触女书的人。
何跃娟在江永创办了一个女书创意工坊，两层楼的空间陈列着许多与女书相关的文创产品，有扇子、书法作品、女书文化衫等。二楼会议室的墙上张挂着女书和国画相结合的字画作品以及女书书法，书法作品中画有八角花。八角花为女书文化中的重要意象，即在八角形的外框内画出各种各样的花，目前发现的就有三十余种，这些元素均代表着不同的含义。
把女书文化融合在其他类型的文化作品中是何跃娟及家人做出的极大尝试。何跃娟之弟何世斌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他赋予女书字斑斓的色彩，将女书同绘画结合，创作出色彩丰富的作品。
中国文化讲究追根溯源，女书文化也不例外。女书的起源民间共有四种不同的说法——有神女改造天书说，有说九斤姑娘造字说，有皇妃胡玉秀造字说，还有盘巧姑娘造字并叫爱犬为其传递的说法。
对于女书起源，何跃娟也有自己的观点。通过考察当地的地方志与查阅各种史料，她提出女书最可能是由胡玉秀创造的，对于传说中胡玉秀进宫当妃子的说法她表示不认同。因为胡玉秀当时的年龄已经过了22岁，在古代早就超过能够进宫当妃子的年龄，并且后来胡玉秀又回到了家乡，使得这一说法更令人怀疑。史料中记载胡玉秀的才华甚至超过了其为官的弟弟，所以何跃娟推测胡玉秀入宫是去做女官。何跃娟同时表示，时值宋徽宗在位，宋徽宗本人崇尚文化，且女书字体和瘦金体的形态很相似，这也可以佐证其观点。
对于自己的这些说法，何跃娟“论从史出”，又多次去胡玉秀所在的村子进行考察。不论事实是否如此，这种钻劲儿是她自己一直秉承和宣传的“君子女”精神的体现。
由何跃娟参与编撰的《君子女》一书收录了各种女书文化作品，在她的努力下，君子女与“君子女”精神将不断绵延下去。
2019年8月15日，在湖南省江永县的女书意象馆，“非遗女书手机”的新闻发布会上，出现了一款女书主题的手机。拿这款手机对准纸片上的女书一扫，就会出现对应的汉字。这种结合非遗文化和现代技术的形式成为一种传播文化的新方法，也把江永女书再次带到大众面前。
世人与女书不过是初见，而它的前程依旧充满艰辛。
很庆幸，在传承女书路上，依然有坚持前行的“耕耘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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