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一次暑期社会实践的主题确定的相当顺利，“地摊经济”一词可以说是六月初的热点词汇了。从两会上人大代表杨宝玲建议释放“地摊经济”的最大活力，到5月27日，中央文明办明确，在2020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地摊经济的政策和社会环境形势一片大好，开始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发展。然而六月初，北京日报和深圳特区报就先后发表了题为“地摊经济不适合北京”和“深圳不宜一哄而上发展地摊经济”的文章，文章指出“是否发展“地摊经济”，则并非一道必答判断题，而是一道补充选择题。”同时也对当前中国城市发展“千城一律”的现象进行了思考，将其归结为没有优先考虑城市定位情况下的盲目跟风。
这不禁引起了我们的思索，地摊经济的前路到底在何处？对于“后疫情时代”，它或许是一剂刺激消费、增加就业岗位、恢复城市生机的良药。可是然后呢？它会依旧停留在“脏乱差”的代名词，在渡过难关后再次被抛入历史的烟尘之中？还是如同线上教育一样借助疫情得到长足的发展，成为城市中充满人间烟火气的景色，从此常态化？那么现在的地摊经济落实到实际操作层面，又是否真正基于城市定位进行了合理的规划？或者得到了科学的管理？
怀揣着这些疑问，我回到家乡开始进行走访调研。在调研之前我通过网络查阅到了朔城区人民政府的通告，其中关于经营的区域、时间和物品的范围都有较为详细的规定。我深受鼓舞。
然而，当我按照通告中的经营区域划分走访了其中四五个摊点之后，我颇感失望。虽然通告中规定还算详细，但是就我走访的所见来看，大部分摊点都并没有严格按照通告来实施。规定售卖儿童玩具的区域里经常可以看到饮品小吃的摊位，而饮品小吃的区域里也不乏日用百货的身影，通告中提到的电商直播和特色经营区域更是只闻其声不见其影。除此之外，占道经营导致交通堵塞、并未按照通告规定时间摆摊收摊外放音乐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的生活等等，这些现象更是屡见不鲜。讽刺的是，这些都是我在回乡调研之前罗列出的地摊经济弊端之一，在我的家乡一一应验。我返乡前还满怀着对本地城管部门采取新型科学化管理方式的期待，现在看来像一场笑话。
我试图采访城管大队的工作人员希望听听他们的声音，他们对于地摊经济的看法、他们在管理方面遇到的困难……但是我并没有如愿，大部分问题都警惕地被人手和经验不足搪塞过去。我颓然地走出办公室，好像这个工作并没有让他们产生一些思考，只是机械的执行上级的命令而已，又或者是他们并不愿意向我——一个素昧平生的大学生吐露心声。我终于深刻体会到柴静在《看见》里提到过的那种无力感：你的采访对象就在你的眼前，他甚至对着你露出熟练的和善的笑容，你知道他肚子里有答案，但是他不愿意回答。
我之前构想过很多地摊经济的发展方向，比如发展成具有当地特色的集市、或者是年轻化潮流化的创意集市、再不济也可以借助互联网小程序或者app对摊主进行规划管理。但是当我面对这样一个现状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些构想仿佛都是空中楼阁，我太天真傲慢，久居象牙塔不见民生。前者无法满足常态化的需求而且也并不适合三四线城市，后者不能满足摊贩流动经营以揽客的需求而且投入的人力物力将会很大。
临别的时候城管队长对我说本地的地摊经济还需要探索，我宁愿相信这是他的真心话。对于三四线城市来说，地摊经济增加就业岗位、刺激消费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地摊经济的前路，还在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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