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之前,中国是没有地摊经济的。
别说地摊经济,连私人经济都没有。
改革开放后,大批敢于吃螃蟹的人,开始下海做生意。
他们的第一桶金,大多数都是从摆地摊里赚来的。
资金门槛低,参与方式灵活,特别适合当时的中国经济。
地摊,孕育出了中国第一批企业家。
改革开放之初,大批知青返城,就业困难情况非常严重,一个“大碗茶”就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为维护社会稳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个人,一辆手推车,就可以养活一家人,民间的活力就这么被激发了出来,让中国的私营经济积累了最初的启动资金。
曾经,天安门广场上面,都有地摊。
劳动人民给出地摊起了一个时髦的名字,叫练摊。
到了1984年,地摊经济在南方已经彻底成型,一部名为《雅马哈鱼档》的电影,记录下了当时的广州街头景象:
通街都是地摊,摩托车走得比人还慢。
汽车就不要想了,根本就没有通过的可能性,没看到摩托车都过不去么?
又过了十年,这种繁荣的景象遍布中国所有的城市,从南至北。就连黑龙江省最北边的边境城市,也被地摊给统治了。
地摊经济生机勃勃,彻底激活了中国的经济,但也带来了很多的弊端。
地摊的最大优势就是不用交租金,但这种优势并不是凭空得到的。
因为地摊占用的是公共空间,最主要的地方就是大马路,十字路口的拐角处这种黄金地带那是兵家必争之地,有的小贩甚至把摊点开在了主干道上。
四车道变成了三车道,然后变成了两车道,最后变成了一车道。
到了最后就成了广州那个样子,马路上铺满了地摊,连摩托车都过不去,交通断绝。
反正大马路是公用的,你能摆地摊,凭什么我不能摆地摊。
你占地10平米,我占15平米怎么了,我货多不行么?
这地方好,来往的人多,我要了,你去偏一点的地方,别占我的地。
为了抢地盘,当年不知道爆发过多少次暴力冲突,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开在马路上的地摊,收摊之后也不会打扫卫生,所有垃圾就直接丢在了地上,给环卫工人带来了沉重的清洁压力,同时严重破坏了市容市貌。
最讨厌地摊的,还是那些承租了商铺的小老板。
他们花费了大量的租金,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生意全被地摊给抢走了。
于是,他们强烈向城管投诉。
2010年之后的舆论,曾经非常同情地摊小贩,谴责城管暴力执法。
但是在2000年之前的舆论可不是这样的,当时是强烈的谴责地摊小贩。
因为90年代末期的小摊贩实在是太多了,密布整个城市的道路,占据公共空间,引发诸多社会问题。
马路是用来走人和行车的,不是用来经商卖货的。
在强烈的舆论谴责下,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出台规范地摊经济的措施。
政府出面设立夜市区和地摊点,采用个人承包制,收取一定的租金,由政府统一负责卫生和管理。
这其实就是低一档次的露天商铺。
道路堵塞,导致回家困难的民怨解决了;商铺老板被抢生意的矛盾也解决了;整个城市所有街道都密布垃圾的问题也解决了;小摊贩的就业也保住了。
完美!
但很多小贩不愿意接受政府的管理,不愿意去政府指定的地方摆地摊。
因为承包地摊需要钱,而且不可能设立在真正繁华的拥挤街道,那些地方已经够拥挤了,没地方设地摊。
我偷偷在繁华的街道上摆地摊,不要钱,生意还能好几倍。
去指定的地摊点?花钱还生意差,我有病啊。
这些不愿意去指定地点摆地摊的小贩,每天和城管打游击,活跃在街头和天桥。
这样的小贩,被称之为“走鬼”。
在数量没达到临界点的时候,能方便市民的生活,大家也都无所谓。
但是当数量突破临界点之时,就会带来大量的民怨,引发大量的市民投诉。
在2000年到2008年,地摊经济的规模,就始终介于这种扰民的临界点附近。
有举报,城管就去清理一下。
没举报,城管也懒得管。
2008年,地摊经济出现了转折点,这一年全国掀起了“文明风”,各地进行评选“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城市形象。
而最影响城市形象的,就是地摊。
不仅仅看起来很low,而且占道经营,乱丢垃圾,要打造文明城市必须清理掉地摊经济。
这个任务很艰巨,因为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你搅黄了小贩的生意,小贩能跟你拼命。
城管,当仁不让的接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成为了未来10年中国最大的黑锅侠。
这是小贩一家人的命根子,你要断掉,还没有执法权,法律只允许你“劝诫”和适当罚款。
后来发生了什么大家都清楚的,总之代价很巨大。
不过在10年的艰苦努力后,中国城管真的做到了这个奇迹,清除掉了绝大部分地摊经济,并喜提和喜马拉雅山一样高的无数黑锅。
大量的地摊被清除后,少量的地摊就不存在扰民的问题了,市民们又开始怀念小摊贩带来的便利生活。
所以在2008年之后,舆论的风向是偏向于同情小摊贩的,和90年代末截然不同。
而且小摊贩数量越少,市民就越同情。
调侃和讽刺中国城管的段子,可以环绕地球三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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