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说，新冠病毒将永久地改变世界秩序；英国哲学家约翰·格雷说，现在我们处于历史的转折点；还有人说，疫情将引发新的文艺复兴，甚至改变我们的性格，让我们不那么匆忙，“把我们从时间推动的生活中解放出来”。
但新冠病毒不是唯一的流行病，流行病也从来不会退出人类历史。就像阿尔贝·加缪描述鼠疫那样，它们只是暂时地退居一旁，等待人类出现某个脆弱时刻就会再次袭来。所以要如何定义新冠疫情带给社会生活的变化，放在什么样的一个历史框架下去叙述，十年，二十年，还是五十年？
我们把宏大史观的社会研究留给专业学者去做，现在只着眼于日常生活，用切实的感受衡量当时当下新冠疫情带给社会生活的变化，以及富有弹性的社会生活是如何挣脱消极影响，回到人类舒适区的。
当我们把目光回溯到疫情初期，一个影响了整个后疫情时代生活格局的决定在那时发布，即居家隔离。我们将自身与外界切断了亲密的接触，从公共空间退位回到私人空间。起初，很多人以为在21世纪20年代，科技手段已经足够成熟，可以满足一切社会关系的需要，包括工作、教育、医疗、行政等等，但是这些“云”体验真的可以满足现实需要吗？
显然，我们在严肃沉重的气氛下，依然期待着能够摘下口罩，在公共空间和别人面对面地交流。在这样的本性呼唤下，社会生活方式必须重回正轨，也就是说，我们无法真正将自我与外界封闭隔离，但为了私人与公共领域的重新衔接，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都在进行着努力和尝试。
尝试着在公共空间融入私人化的标识物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在日本，很多饭店设有单人就餐的位置，用挡板将相邻的位置隔开，划分出属于每个用餐者的半私密区域。选择这样的位置用餐本身便是一种行为语言，向外界传达出拒绝交谈的信号，虽然身处公共空间，但保留不被打扰的权利。这样的设施在以人情为纽带的中国本来是行不通的，但是新冠疫情迫使人们重新审视人与人交往的必要性和边界，当人们不得不踏入公共空间寻找社会关系的给养时，这样的私人化标识就凸显其作用，借助防疫的需要划分个体边界，在公共卫生安全和公众心理中都发挥了作用。
无论是从何种角度，经过疫情影响，未来公共空间的发展都呈现出环保、自然、开放的倾向。公园作为承载城市生活重要价值的空间，在疫情中再次放大了其作用。当我们在谨慎地选择公共场所时，由于其开阔的空间和健康的生态，公园通常是相比于商场更受欢迎和信赖的所在。即使在疫情过后，政府也将更注重对于公园的规划和发展，人们需要聚在一起，有时不为了共同做某事，只是需要和很多人同处在一个区域，感受社会力量仍然鲜活，显然公园是最好的所在。
当向外审视过公共空间后，我们退回原点，开始反思私人居所在疫情中的改变。作家马原说：“在这个回合里，我们重新体会到生活的根基和生活的出发点，还是以家庭为主。”长时间的居家生活，迫使很多人直面家庭关系问题，这些问题往往在正常的生活节奏中被借机回避掉，现在却成为家庭关系的关键点。当然，我们相信更加收束的活动空间往往增加了家庭的沟通，有利于问题的正向解决。无论家是一个居所还是社会关系，在其中时间流淌的痕迹更为显著，我们希望即使疫情过后，那一段共同居家的经历也可以成为温暖每个家庭的回忆。
所谓社会生活的改变与回归，梳理下来其实更多是个人与社会在时间、生命这样命题下重新洗牌、抉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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