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仁奎，字梅亭，1901年出生于山西省定襄县蒋村一个小商业资本兼小地主的家里。1919年中学毕业后，胡仁奎在本县第二高小任教。其间，他联络十几个同学成立了“共勉学社”，从上海购买新书，彼此传阅。假期，在北京上大学的同乡给他带来《共产党宣言》等书，他开始接触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1925年夏，胡仁奎考入北大，又研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的书。1926年秋，胡仁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暑假，胡仁奎回乡探亲，因阎奉军阀混战，交通阻断，他未能按时返校。1928年夏，当他返回北平时，领导他的同志已不知去向。他与党失掉了组织关系，可一天也没有停止革命。他参加了党组织的“教联”、“左联”等活动；1931年夏，殷鉴、薄一波等同志被捕，他给狱里的同志送饭送钱；“九·一八”事变后，他加入了北大学生南下示威团；1932年北大毕业后，他先后在西安高中、运城二师、临汾六中、青岛文德女中、北平五三中学任教。每次任教均由“教联”、“左联”的同志介绍，每次退职又都是因参加革命活动引起学校忌讳而离开。
1936年，安子文出狱后担任了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长。其住处对很多党内同志保密，而胡仁奎却可以随意出入。当胡仁奎提出希望解决组织问题时，安子文说:“你现在的工作面很广，对党帮助很大，如果恢复了组织关系，反而会把工作面缩小，你自己也会慎行少交，丢掉许多工作，你还是站在党外做工作对党更有好处。”
“七七事变”后，胡仁奎从北平回到太原，参加了公开的抗日救国活动。1937年8月20日左右，胡熙庵转来党的通知，要他写个自传，说是中共中央北方局考虑恢复他的组织关系。过了几天，彭真同志同胡仁奎谈了话，正式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在自传中，胡仁奎用两句诗表述了自己当时的心情:“十年幽灵未远离，今朝得机魂复归。”
“七七事变”后，胡仁奎从北平回到太原，参加了公开的抗日救国活动。1937年8月20日左右，胡熙庵转来党的通知，要他写个自传，说是中共中央北方局考虑恢复他的组织关系。过了几天，彭真同志同胡仁奎谈了话，正式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在自传中，胡仁奎用两句诗表述了自己当时的心情:“十年幽灵未远离，今朝得机魂复归。”
1937年9月，胡仁奎随薄一波带领的决死一纵队到达五台地区，配合八路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在薄一波同志的推动下，10月9日，山西省政府委任胡仁奎为盂县县长。10月下旬，省府又委任他为第一政治区（晋东北）第一行政区行政指导员，负责指导盂县、平定、寿阳、榆次、昔阳5县的抗日工作。
这时，国民党大批部队溃退南逃，八路军则活跃于晋东北和冀西广大抗日前线。11月中旬，胡仁奎给第一政治区主任宋劭文写信，建议宋劭文与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同志商议，把正太铁路北、京汉铁路西、同蒲铁路东的晋冀两省各县组织起来，成立一个统一的抗日政府。过了几天，胡仁奎调回政治公署。宋劭文告诉他，党中央已指示成立晋察冀边区政府，并已组成边区政府筹委会。宋劭文还说，他曾给阎锡山发去电报，说成立边区政府对坚持抗战有利，要求批准。阎回电说:“河北省境内不管哪里的县长离职了，宋劭文均可迳自委派县长。”但对成立边区政府一事却只字不提。胡仁奎对宋劭文说:“不是边区政府委员中将有三个牺盟会员吗？你可以及早告知阎锡山，并说此外还有刘奠基、胡仁奎，都是山西人，9个委员中靠在他这一边的可以有5人，而宋劭文是主任，能够掌握得住。这样，他就会热心起来的。”于是，宋劭文又给阎锡山打了电报。不久就得到了阎锡山的同意。
1938年1月15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宋劭文为主任委员，胡仁奎为副主任委员，分管民政处，兼银行监督。当时，这个地区的绝大多数群众曾是纸币频频贬值的受害者，对货币的作用非常敏感。胡仁奎生怕小不忍而乱大谋，经过精心研究，他提出了三条建议:一是坚持边币发行量少于准备金；二是发行边币实行无限兑现，来多少兑多少；三是教育所有公立企业在交易中欢迎收用边币。经过半年多努力，边币赢得了信誉，成为一种通用钞票，群众称之为抗日票。当时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要抗日就用抗日票（边币），要逃跑就用逃跑票（法币）。”
1938年9月21日，阎锡山打来电报说:“兹奉蒋委员长鄂齐办四电，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及副主任委员应当加入本党。”胡仁奎想:天下真有怪事，还有下命令强人入党的！他请示党组织后参加了国民党，挂上了国民党党员的牌子。
当时，阎锡山还发来一个电报，要边区行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宋劭文去向他汇报工作。分局决定让胡仁奎代替宋劭文去汇报。胡仁奎绕道晋西北，于1939年2月（阴历十二月二十三日）到达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同行的还有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委员、国民党员刘奠基；他是到后方参加国民党山西，省党部会议的。
当时，阎锡山正准备召开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即“秋林会议”），他对胡仁奎说，你不要汇报了，等着参加会议吧！会议期间，阎锡山驻重庆的首席代表赵丕廉听了晋察冀边区敌后军民抗战的许多动人事迹，返重庆后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介石命赵丕廉给阎锡山去电，要胡仁奎、刘奠基赴重庆一趟。胡仁奎当即与薄一波同志分析:晋察冀几十个县都在八路军手里，蒋介石于1938年11月委任鹿钟麟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妄图向边区政府夺权。在这个时候，蒋介石邀请他们去重庆，肯定有阴谋，去了对党不利。他们也分析了阎锡山的心理，认为阎锡山一方面反共本质不变，而且正阴谋向新军夺权；另一方面又怕蒋介石扩充地盘，心里也不乐意胡仁奎、刘奠基与蒋介石直接发生关系。
于是，胡仁奎对阎锡山说:“我是来向阎司令长官述职的，没有接受去重庆的任务；长官讲过，委员长要取消边区，是长官硬着头皮顶住的；如果委员长要我们回前方取消边区，我将如何见长官和边区人民呢？”阎锚山说:“那你是不想去吧，可是如何向委员长交待呢？”胡仁奎说:“我们立刻上路回边区，你就说我们已经走了。”阎锡山听了很高兴，说:“好，好，如何回复委员长，我想办法吧！不去，就是不去。”
第二天早晨，胡仁奎等正要动身回边区时，突然接到阎锡山的紧急电话，叫他和刘冥基立即去见他。一进门，阎锡山就把蒋介石亲自打来的电报交给胡仁奎、刘奠基。电报说:“关于冀省政权问题，可否请刘定庵（即刘奠基）、胡仁奎两兄来渝一走。”阎锡山说:“这是委员长手启电报，称兄道弟，他已经不是委员长了，你们不能不去了，请你们安排行装，不日动身，我派化之同你们一块去。”胡仁奎再次提出昨天的难题，阎锡山说:“如果委员长提出取消边区，你把它推到我身上，让他和我商量。”阎锡山发觉“商量”二字用得欠妥，又改口说:“不是，不是，是请委员长征求我的意见。”
胡仁奎与薄一波商量后，都感到不能不去了。在向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主任王世英汇报请示后，他决定去重庆。
5月下旬，胡仁奎、刘奠基、梁化之等人抵达重庆。第三天，蒋介石请他们吃饭时说:“你们前方办了很多训练班，办得很好，我这里也办了一个，请你们去看看。”梁化之心领神会，说:“我们这次来，就
是要到中央训练团受训的。”于是，他们进了中央训练团。
一天，他们3人到曾家岩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拜访。当时，周恩来回延安，办事处由董必武、叶剑英负责。他们刚坐下没说几句话就响起了防空警报，便一齐向防空洞走去。叶剑英走在后边，胡仁奎也有意跟着在后面走；叶剑英拍了拍胡仁奎的肩膀，低声说:“我们已接到中央的电报，中央已告知谁是同志，谁不是同志。”胡仁奎听了非常高兴，身在虎穴，与党取得了联系，深感温暖。
有一次蒋介石接见，要他们提出个改进河北省党政的方案来。难题果然出现在面前。刘奠基先起草了个方案，建议把冀中几十个县属河北省政府管辖。胡仁奎看了说:“你怎么把冀中区给了河北省政府？这是你我能解决的问题吗？你这么办，回去怎么向晋察冀三省父老交代？”他提议找梁化之商量。胡仁奎对梁化之说:“你看怎么办？这个问题应在抗日胜利后解决，应征求阎司令长官的意见。”梁化之表示同意。就这样，他利用蒋阎之间的矛盾，保卫了晋察冀边区的统一，制止了分割。
一个难题刚过，又一个更大的难题出现了。一天晚上，刘奠基从外边回来，对胡仁奎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要刘奠基担任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委员兼晋东北党务指导员；要胡仁奎担任河北省党部委员兼冀西党务指导员，并说还要派几个特务和两部电台，分别跟他们一起到边区。这可把胡仁奎难坏了。他推脱说:“我是个新党员，是个教书匠，怎么能做党部委员？”刘奠基说:“我说你也搞不了，可是朱先生一定要你干呢？”这天夜里，胡仁奎辗转反侧，反复琢磨，怎么向党请示呢？他想到了在西南联大任教授的张友渔是共产党员，过去在北平白区工作时他们就是老朋友。于是，第二天一早他就找到张友渔，请他赶快到“里边”（八路军驻渝办事处）请示。两三天后，张友渔告他说，见到叶剑英同志了，剑英同志说，现在国民党暗地已派特务到边区，与其暗派不如明带。这个职务你一定要承担下来，给你什么官，就接受什么官，让你带电台，你就带。于是，当刘奠基再和他谈这个问题时，他说:“我干不了，不过朱先生一定要我干，我有什么办法呢？”就这样，胡仁奎又挂上了“国民党特务”的牌子。
8月中旬，他们离开重庆回晋察冀边区时，蒋介石派人送行，还送给每人2000元
当胡仁奎离开重庆时，东北救亡协会的车向忱对他说，你到成都有什么困难，可找中苏文化协会酣会长车耀先。还给他写了封介绍信。胡仁奎到成都后，住在民生饭店。车耀先在青年会专门组织了报告会。会上，胡仁奎介绍了在敌后如何与敌人进行经济斗争，如何开展银行工作。晚上，车耀先又邀请他们在“努力餐馆”聚餐，边吃边谈，气氛十分融洽。在这里，胡仁奎遇到一位天真热情的女青年，就是以后跟他结为伴侣的李伦同志。
李伦，湖南省郴州县曲江村人。李伦在湖南衡阳女子师范上学时，因参加抗日活动被学校开除，后经一位老师介绍，她认识了新四军湘南通讯处负责人王涛（湘南特委书记）。1938年3月，王涛介绍她赴延安，路经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时，办事处让她与毛慎之以姐弟相称一起赴延。到延安后，毛泽东高兴地对李伦说:“好，好，你就做我的侄女吧！”把她和毛慎之一块介绍到陕北公学学习。不久，报上宣传“保卫大武汉”，学校有人组织南方来的同学回南方打游击，李伦也要求到南方去，请毛泽东给当时在长沙的徐特立写封介绍信。毛泽东见她回南方的主意已定，就给她写了封介绍信。
当她和徐特立的儿子、儿媳一块回到长沙时，徐特立非常生气地问他儿子:“谁叫你们回来的？”对李伦说:“你回郴州找王涛吧！”李伦回到郴州，王涛也不高兴，只是说:“你每天来通讯处吧！”在湘南特委开设的牖智书店，李伦看到一本《新疆纪行》，她想:先到新疆，学点俄语，到苏联留学，再回来革命，那有多好！湘南特委的一位同志说:“要不你再去延安吧！听说延安要办女大，吴玉章是校长，每人还有一块床板呢！”李伦说:“我先去新疆，去不了新疆再到延安。”她给毛泽东写了封信，请毛泽东给她写封到新疆的介绍信。不久，毛泽东回信说:‘‘李伦同学，接到你的信了，你要到新疆，要来延安，是去新，还是来延，由你自己决定。不过，总要吃得苦，耐得劳，方能有成就。”这是批评她，也是关心她。
1939年7月7日，李伦来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办事处的同志告诉她，盛世才反共很厉害，陈潭秋、毛泽民等同志受到排挤，新疆是不能去了。又说，南京金陵大学已搬到成都，要不你还是到成都念书吧！在那里还可以搞些救亡工作。就这样，办事处安排她来到成都。她一到成都，看到电线杆上贴着中苏文化协会可以住宿，她想:沾“苏”字的地方可能是进步的，于是住到了中苏文化协会宿舍。
当时，李伦正在考虑是上学还是再去延安。那天听了胡仁奎在青年会上的讲话，又参加了晚上的聚餐会，对在前线抗日的同志十分敬重，把胡仁奎当作抗日英雄。有一次，她听胡仁奎对别人说他爱人去世了，留下4个孩子，最小的5岁，最大的14岁，无人照料。李伦想:人家在前方抗日，孩子没有人照顾，也是很作难的。在最后一次拜访胡仁奎时，她给他看了毛泽东给她的信，提出能不能带她一块到晋察冀边区，参加前方抗战？胡仁奎也想，如果有这样一位政治上能和自己走一条路的女子结为伴侣，也是件好事。但由于时间仓促，未能深谈，没有同行。
过了几天，胡仁奎从绵阳寄给李伦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伦，无以为称，请示我最好的称呼。三日的过从引为知交，人生亦称庆矣！唯因国是，焉敢惜别，只是他日相会则不知又在何时？只有梦中告我西安可会，也许你已乘机北飞先我到秦，若然，真今天之巧事矣！”
通过书信来往，他们约订在西安或秋林见面。1939年10月，他们在秋林相会了。
12月中旬，他们准备动身返回晋察冀边区，在收拾东西时，李伦发现胡仁奎有国民党中央训练团的结业证书及孔祥熙、陈诚等国民党要人的讲话、蒋介石请他吃饭的请柬，等等，她惊奇地说:“哟！这是怎么搞的，尽是国民党的东西？”胡仁奎说:“你还不知道我是国民党员？”她说:“你怎么是国民党啊！”急得哭了，说:“这怎么对得起毛主席！”胡仁奎也很为难，说:“我告诉你，我一向什么党派也没有参加，是个教书匠，因为抗战我才参加国民党的。”又说:“你不是和延安的领导有来往吗？这次路过延安，你可以把情况给延安讲，你要求进步，我绝不拖你的后腿。”李伦很苦恼，心想到延安后给毛主席汇报，看毛主席怎么讲吧。
路经洛阳时，他们同国民党从西安派来的特务会合了。胡仁奎告诉李伦:“他们都是国民党特务，还带了电台。”李伦更生气了。进红区时，胡仁奎有意走在前头，把名片交给放峭的，目的是请他们赶快报告延安。下午1点多到达延安，可能党中央不知道他们来，没有人接，于是继续走。又走二三十里
住宿后，李伦与胡仁奎吵起来。李伦说:“为什么不在延安住？我要骑马返回延安，向毛主席汇报。”胡仁奎怕被别人听见，暴露身份，就耐，心地解释道:“现在三更半夜，怎么能行？明天还要赶路，怎么能返回来？”李伦也无可奈何。又走了几天，他们来到绥德县，在三五九旅司令部住下，李伦把这些事全部告诉了王震同志，请他转告毛主席。
1940年3月，他们回到了边区；胡仁奎向分局请示在重庆接受的回民党任务怎么办。分局指出两条策略原则:一是打给重庆的电报，既不能泄露机密，又要有点东西；二是胡仁奎的言行，一般要比刘奠基右一点。分局还振来两位伺志协助。胡仁奎让年纪较大的宋启明担任组织干事，负责与北岳区党委直接联系；让年纪较轻的小陈担任机要秘书，负责与两个特务交往，掌握报务。老宋工作很顺手，小陈也很快取得特务们的信任，逐渐让他翻译来往电报了。1941年秋，朱家骅来电报，要胡仁奎到重庆述职。经请示聂荣臻同志，他复电朱家骅借故推脱。1942年8月，朱家骅又来电报，仍要他去重庆述职。分局经研究决定，让胡仁奎再赴重庆。9月22日，胡仁奎出发了。他绕道晋绥边区，到延安时已是11月下旬。
在延安，他们拜访了毛泽东，从下午2点一直谈到晚上10点。毛泽东问:晋察冀边区能否坚持下去？胡仁奎说，完全能坚持下去。并向毛泽东汇报了边区的军事、政治、经济、民气等情况。李伦向毛泽东汇报了怎样认识胡仁奎和胡是国民党员等等。毛泽东听了，没有说什么。叶剑英、彭真、贺龙、林伯渠等领导同志都会见并宴请了胡仁奎。最后，叶剑英代表第十八集团军总部，派汽车把他们送到了秋林。
在秋林逗留期间，胡熙庵对李伦说:“李伦，梅亭这次去重庆，使命很重，你要很好配合。梅亭是1926年的老党员了。”李伦听了又高兴，又埋怨。她问胡仁奎:“熙庵说你是1926年的党员，你怎么不告诉我？”胡仁奎说:“我是1926年的党员，但后来失掉组织关系了。”对于恢复组织关系的事，他只字未提。
1943年3月，胡仁奎来到了重庆。朱家骅对他说，总裁（蒋介石）很器重你，我已签呈总裁，请他“召见”。不几日，蒋介石侍从室通知:“总裁召见，谈话5分钟。”胡仁奎曾几次见过蒋介石，蒋介石总是很少说话，纵然讲一两句，也装作很从容不迫的样子。这次却不一样。当胡仁奎略叙边区抗战概况，刚开始汇报边区国民党党务时，蒋介石便厉声问:“共产党在那里究竟干什么？”胡仁奎说:“共产党抗战是真诚的，聂荣臻为人忠厚，治军有方，从未吃过敌人的亏，边区抗战秩序已经建立了。”5分钟已到，便告辞而出。
这次，胡仁奎从朱家骅那里领到一笔国民党在晋察冀边区的活动经费，并请国民党汇到前方。他们找银行、找邮局，都汇不到晋察冀边区。于是，胡仁奎对朱家骅说:“看来我还得到八路军办事处走走，请他们汇到前方。不然，这么多钱，我怎么带呢？”朱家骅只好同意。有一天，国民党中统局副局长郭紫峻说，我收到董必武与延安的往来电报，说你有多少钱要寄到延安。胡仁奎说:“你这不是新闻，而是旧闻，我早跟朱先生讲过了。”
1943年10月10日，他们离开重庆。回到延安时，已是1944年4月初了。作为中共中央的客人，他们住在延安交际处。
党中央为了提高胡仁奎的身份，还开了欢迎会，并宴请了胡仁奎，《解放日报》还发了消息。
一天下午2点，毛泽东把胡仁奎接到他那里，谈到深夜10点多。毛泽东问胡仁奎:“李伦怎样？”胡仁奎说:“很好。”毛泽东说:“1938年她来延安时，我见过，我看她是一个天真活泼的青年，你就开门见山地告诉她，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叫一个青年那么痛苦呢！”
胡仁奎从毛泽东那里出来，路过中央党校时，他把毛泽东的话告诉了彭真。彭真为了慎重起见，说:“还是不告为好。”胡仁奎是个组织观念很强的同志，仍没有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告诉李伦。
有一次，他们用的保姆从吃饭的窑洞里哭着回来，说国民党那个人调戏她。李伦听了很生气，对胡仁奎说:“我对你没有其它意见，就有一点:为什么和国民党人住在一起？要么脱离国民党，咱们一块到晋察冀边区；要么就登报脱离夫妻关系。”胡仁奎为难地说:“要不你到党校找找安子文吧！”第二天，李伦去找安子文。安子文说:“李伦，梅亭是个好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需要他这样。你好好进步吧！以后我介绍你入党。”以后，胡仁奎对李伦说:“那时候你也太天真了。你要是国民党特务的老婆，老安能跟你说这些话吗？”
1945年2月底，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打来电报，调胡仁奎到重庆工作。胡仁奎想:一下重庆，是事情逼在那里，不得不去，任务是保卫边区；二下重庆，是朱家骅一再电约，要应付一下；这次要长期在重庆，就更难办了。他把电报交给彭真同志，表示不愿再去。
3月20日左右，由周恩来主持，他们在杨家岭聂荣臻同志的住处开会，参加会的有彭真、聂荣臻、刘澜涛同志。胡仁奎说:“前两次去重庆是临时的，还比较好应付，这次去是长期工作，我是个教书的，干不了这个工作。”彭真说，你还是去吧！周恩来也是从有利于抗战大局出发，让胡仁奎去，并要他广交朋友，做好工作。胡仁奎说:“既然党需要我去，那我就去吧！不过，我留下个遗嘱:我如果牺牲了，请登报或竖块碑，说‘胡仁奎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别的我也没有什么要求。”
那时，李伦快要生第三个孩子了，胡仁奎有些不放心。但是，为了党的工作，他只准备了两天就动身了。
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胡仁奎和李伦也于7月12日抵达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给胡仁奎安排了国民党中央党部设计委员。这是个高薪水而没有实权的虚职。
有一天，国民党中统局局长叶秀峰对胡仁奎说:“国共谈判，正面是张治中、邵力子，你可以从侧面常到梅园新村走走。”胡仁奎心想，这正好便于我与党组织取得联系。8月1日，胡仁奎和李伦向周恩来、董必武、王炳南汇报了叶秀峰的话。周恩来气愤地说:“那你就来！”这样，每半个月左右，他们就去梅园新村一次。
可是，每次从梅园新村回来，总得向叶秀峰写个报告。这是件很伤脑子的事。由于在梅园新村周围有许多国民党特务在监视，你什么时候去梅园新村，中统局都知道。胡仁奎采取的原则是，能看得见的外表行动如实地写，对于政治问题，在不暴露党的机密的前提下，根据外表行动字斟句酌地精心编造，使中统局的人看了可以相信，也可以不相信，又找不到什么漏洞。比如，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侵占张家口后，国民党官员兴高采烈，他们以为梅园新村的人们一定垂头丧气了。当时，旧政协濒于破裂，各民主党派面临作最后抉择的时刻。叶秀峰要胡仁奎到梅园新村摸摸气候。16日，胡仁奎到梅园新村，周恩来正在会见张君励和左舜生，于是，他先和王炳南叙谈。待张、左走后，周恩来为他分析了各民主党派的动向，讲了党的方针。他回来写报告时，如实地写了张君励、左舜生正在周室，以及自己先会王后会周的过程；说周恩来先生的态度潇洒自若、一如既往，讲了人民热爱和平，国共两党应该团结合作，巩固和平，否则，有负于民望。再如，11月28日，办事处为朱德祝’奶大寿，他们前去祝贺，参加了30日晚办事处全体同志的聚餐会。饭后，大家坐在一起，董必武说:“今天是第3天了，头一天是中外记者，第二天是民主人士，今天是我们自己人。”这个报告如何写？如果写自己人聚餐，等于告·密，不写又不行。他反复琢磨后写道:“董必武说，头一天是中外记者，第二天是民主人士，今天是我们老解放区的老战友。”把同志聚餐换成老战友聚餐，搪塞了过去。
就这样，从1946年9月到·1947年2月，胡仁奎共写了12次报告。有一天，郭紫峻对胡仁奎说；你写的报告，叶秀峰局长都看过了，评论是:“你说有内容吧，实在没有什么；你说什么也没有吧，好像也有一点东西，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胡仁奎对李伦说:“他们要收买我的灵魂，灵魂我们有，但既不批发，也不零售，怎么能让他们食之有味呢？只要弃之可惜，不碍我徐图良策也就可以了。”
1946年11月，国民党撕毁决议，周恩来、邓颖超返回延安。胡仁奎曾向董必武请示，要求回延安。董必武说:“党中央叫我们留在这里，我们就留在这里战斗。”1947年2月27日，胡仁奎最后一次到梅园新村，向梅益同志谈叙良久。3月3日，叶秀峰派秘书来通知说:“叶先生说，你不要再到梅园新村了。”3月7日，蒋介石把董必武等中共代表强制送回延安后，叶秀峰派秘书来威胁说:“叶先生说，这是你立功的时候了，应该把南京的地下共产党组织完完全全地写出来。”胡仁奎严辞正色地说:“除了周恩来、董必武和中共办事处几个人外，南京的共产党我一个也不认识。”
胡仁奎再一次与党失掉联系。他对李伦说:“现在是收盘买卖，有朋友来，热情招待；我们自己少出去。出去时，你我总要留一人在家。等候中央派人来接头。”
同党失去联系，犹如失掉灵魂。五六个月过去了，仍不见中央派人来。胡仁奎对李伦说:“在南京找不到党的关系，我是北方人，在北平熟人多……我们设法回北平吧！”1947年9月间，正是国民党行宪国大代表竞选之时，胡仁奎对郭紫峻说:“请你和叶先生帮忙，我回山西运动个国大代表，开国大时，为CC团投二票，你看如何？”郭紫峻和叶秀峰研究后告他:“你准备走吧！”于是，他们经上海乘船到天津，于11月8月回到北平。郭紫峻安排他住在中统局机关北池芋56号后院。由于他们的孩子多，日子一长，特务们感到不方便，又让他们搬到东总布胡同11号。
回北平的目的是要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原本没有回太原的打算。但为了遮人耳目，初到北平，他们也张罗着买飞机票，佯作返太原之状。梁化之得知胡仁奎要返太原，扬言已查明胡梅亭是共产党党员，来太原一下飞机就要逮捕他。在北平，他们也身韬特务重围，冒险出城是走不脱的，只好设法在北平与党中央联系。
12月23日，胡仁奎的老乡、在中央通讯社工作的韩俊德来家，胡仁奎请他向党组织汇报，派一位“交通”引他回晋察冀边区。但地方党组织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们不知道胡仁奎究竟是什么人。直到1948年5月，韩俊德来告他，地方党组织请示了党中央，中央指示，“还是请你在外边，不要回去。”于是，他只好硬着头皮住下来，等候中央派人来联系。在北平解放前夕，他还作了些促进傅作义将军和平起义的工作。12月底，崔月犁来家说:“中央知道你来北平了，北平马上就要解放了。刘仁同志说，你不要回去，现在捕人很厉害，要注意一点。”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后的第二天，胡仁奎就设法找到了彭真同志。从此，他胜利地从“地下”回到“地上”。他先后任对外贸易管理局副局长、中央贸易部办公厅主任、海关总署副署长，1962年任北京林学院院长，1966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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