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合作为什么破裂，那么先要问国共为什么能合作。
当时的全国性的中国革命已经难以以不依靠外力支持下取得成功了。国共之所以合作，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都依仗于苏俄/苏联。
中共二大上，这一时期中共的性质已经很清楚了：“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共产国际从原理上来说，应该是世界共产党，领导全世界共产党的国际党派，包括联/俄共（布）。但实际上，苏俄/苏联与共产国际的真实关系，大家都清楚。共产国际下的党派，期待的是跨越国家与民族的界限，实现世界革命的党派。在他们的话语体系里，苏俄/苏联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果实。共产主义政党，应该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支持、保卫无产阶级革命的成果。在这样的语境下，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共产国际以及其下各支部与苏联的利益高度一致了。（参考武装保卫苏联事件）
而国民党，虽有极高的声誉，但是组织，经济，军事力量都很薄弱。急需苏联的资金、物资、军政人才培养以及组织经验。这时期，能在中国核心地带大出风头的势力，大多与英、法、日等国的利益关系盘根错节。而国民党要消灭其他军阀完成统一，最好要有一个与英法日都敌对的国家予以充分的支持，苏联是上佳选择。
对于苏联来说，从共产国际二大和巴库的远东会议上来看，对中国的革命也是分两步走：1反帝反殖民的民族革命；2 社会主义革命，使生产资料公有化。于中国来说，共产党无疑是第二步的关键，但对于急于实现世界革命的共产国际来说，没可能等着中共慢慢壮大，等个十年二十年再开始革命。要快速完成革命，这个第一步需要一个更强大的力量来执行。这个力量，必须尚未一面倒地获得其他势力支持，特别是日本（张 段排除了），还要足够有实力，影响范围越大越好（大量小军阀排除了），还要愿意接受境外势力干涉（陈炯明排除了）。这一算下来，就剩了俩：孙文、吴佩孚
吴佩孚本来可以谈，但是苏联驻中国代表越飞跟中国各方接触前被斯大林叮嘱了：虽然1919年苏俄发了个“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放弃沙俄时期在中国的中东铁路以及外蒙利益，但是苏联这时变卦了，让越飞不要以这个去谈。越飞本想着连北京当局都可以谈谈看，结果这要求让他特别被动，四处碰壁，没能跟吴佩孚没谈拢。是孙文给了越飞一个台阶，只要求越飞承认共产组织和苏维埃不适合中国，于是互让台阶，有了1923年的《孙文越飞宣言》。之后，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进行运动。这批中共党员，在当时的理解，甚至可以把中字去了，就是共产党员，这点可以从李大钊加入国民党誓词中可以看出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1923-1927年国共合作间，国民党在明，共产党在暗。共产党员一边帮助国民党发展，一边改组国民党，致力于强化国民党中的左派力量，为之后的第二步革命做准备，是为大革命时期。
孙文逝后，廖仲恺被刺，胡汉民因涉廖案被“流放”，国民党政治方面廖胡汪三个骨干，仅剩汪兆铭一面旗，军事则是蒋中正。随着东征北伐的军事胜利，蒋中正的地位步步提升，国民党也越来越受到各方重视。此时，发生了中山舰事件。这一事件的真实原因，众说纷纭，其结果是，原本被认为同属国民党左派，合作紧密的汪蒋决裂，此事件也被认为是蒋中正右转的标志。在北伐胜利的过程中，蒋也获得了各方各国伸来的橄榄枝。之前大势不清，各方割据，现在一枝独秀崛起，蒋的革命之路可获得的选择也越来越多。
中山舰事件前后，蒋做了两次努力：派代表到莫斯科，接受布尔什维克改造，申请加入共产国际。按照共产国际的规定，一国只能有一个共产国际支部，中国的是中共。如果蒋的要求获得允许，也就是说从与苏联的联系上，连根端掉了中共。既解除了后患，又正式确保了国民党成为苏联在中国代理人的身份。但这一要求，被共产国际婉拒。
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角度来说，其支持的国共北伐胜利在望，中国革命也可以逐渐向第二步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包括希望国民党开始布尔什维克式的土改。但国民党内的成分非常复杂，蒋也越来越难以控制，于是共产国际和国民党其他左派，将因中山舰事件退居巴黎的汪兆铭迎回中国。汪兆明回国途中，路经莫斯科，见了斯大林。斯大林对其做出了高额贷款（1500万卢布）的承诺。汪兆铭4月1日抵达上海，试图说服身处长三角的其他国民党骨干，包括蒋，但未能成功。11天后，蒋开始清党。
这是国共分裂的第一步。
蒋清党的原因很多，个人原因上，包括但不限于他在苏联的经历。但其根本原因我认为是几点：1 当军事获得胜利后，苏联已不再是蒋获得最大限度支持的唯一选择，以苏联为后援，要担忧苏联与共产国际的制约，要忍耐国民党内的分裂。清党虽会制造敌人，但可以让国民党更集中能为自己所用的力量；2 信仰 这是蒋比汪更早跳出来的原因。汪很早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联系相信大家明白。1914年汪与友人的信中还提到，“欲谋中国制改革，不可不先谋欧洲之大改革”“我等热心社会主义者，助力于欧洲之大改革，实为釜底抽薪之计”。相比蒋，汪是更加从理想上接受社会主义革命的人（虽然与斯大林定义的社会主义可能不太一样）。
结果是，蒋四一二清党后，汪成了维系国共合作的希望。苏联希望以汪为首，完成苏联所希望的革命。
蒋4月清党后，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形势日益严峻，共产国际向中国发来了《五月紧急指示》，其中主要内容有如下几个：1. 推行土改，没收土地；2.国民党一些老领导不可靠，要让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3 由中共组建8-10个师，人员来自革命工农，在武汉前线和后方“解除不可靠部队的武装”，斯大林亲电此事“不得拖延”。
搞土地革命、以无产者替换国民党领导、中共组建约8万人近卫军逼迫国军缴械。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让国民党彻底变作共产党，任何一条都是关乎存亡的。无论左派亲苏的国民党代表的是什么阶级，它仍然是国民党。
6月1日，共产国际当时驻中国代表罗易本着拉拢的想法，擅自将相关指示以“最后通牒”的名义给汪兆铭看了。这个自认为是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信徒，准备依靠苏联将国民革命重新拉拢回自己理想的汪兆铭，发现事情向着自己无法控制的方向发展了。他也明白，国民革命这条船上，同乘的两党已到了争船争舵的时候了，分裂已在弦上。
7月，武汉的汪政府开始和平分共，要求党内共党退党，否则停止职务，但严禁压迫、妨碍其人身自由，严禁诬陷他人为共党，以此减小分共可能带来激烈的负面冲击。
直到8月1日，南昌枪响。
国共第一次合作为什么分裂，我列出了简要过程，各近代史学者们其实总结很多了。我个人想引用汪，于1927年11月5日在广州中大讲话时，对分裂的必然性做出的一段发言，以作为回答的总结：
已经到了争船的时候了，已经到了争舵的时候了。要将国民革命带往共产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不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否则只有消灭国民党一法；要将国民革命带往三民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不将共产党变做国民党，否则只有消灭共产党之法。正如一只船，有两把舵的，有两个不同的方向。除了赶去一个，更无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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