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红色足迹，重温时代记忆
2月17日，为了让学生们更好的理解党的历史，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新能源学院“小米加特林实践队”在遵义市遵义会址开展了“追寻红色足迹，重温时代记忆”系列活动。
遵义会议背景：
1933年 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 50万重兵，在南昌设立行营亲自坐镇指挥，企图“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及与之相邻近的湘赣、湘鄂赣、闽浙赣等革命根据地。蒋介石还从国外专门聘请了一位军事顾问—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67岁的退休将军赛克特。赛克特为蒋介石制定了“堡垒战术”：以密集的碉堡群对中央苏区进行包围，一边缓缓推进，一边修筑碉堡，不断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最后将红军压缩在狭小区域内，聚而歼之。蒋介石深以为然。在赛克特的参谋之下，蒋介石制定了第五次“围剿”的新策略：战术上要取守势，即以守为攻，战略上要取攻势，即以攻为守；军行所至，立建碉堡，逐步推进，稳扎稳打，三里五里一进，十里八里一推；进得一步，即守一步，逐渐前进，缩小苏区。
当时，中央苏区红军已发展至八万多人，如果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仍然是可能的。但在这样严峻的局势面前，“左”倾冒险主义者执行了错误的军事指导，其中军事顾问李德就要承担主要的责任。1933年 10月初，共产国际派来一位军事顾问—李德，由上海来到中央苏区。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1919年，李德成为德国共产党党员，1929年春，李德进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接受了战术和战略方面的训练，三年后毕业。就在这时，他接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通知被派往中国，在军事总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将军手下担任一名顾问。李德之所以被选中派往中国大致有三个原因：一是他有过街垒战经验，而当时统治中共全党的王明路线正在搞“城市中心论”“夺取城市”，很需要“街垒战专家”的指导；二是他会俄语、英语，便于在中国工作；三是他有过地下工作的经验。
第五次军事反“围剿”开始时，李德正好来到中央苏区。李德是作为一名“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被派往中央苏区的。他在1973年写的《中国纪事（1933—1939）》一书中自述：“我表示同意去苏区，但提出一个条件，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一个相应的指示。尤尔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发出了几封电报。1933年春天，他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大意是：我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其他的命令和指示我没有得到。”但是，到苏区后的情形却远非如此。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把反“围剿”的军事指挥权完全交给了李德。据李德回忆：“当天晚上，我们还规划了一下我们的工作范围，我们一致同意，由我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问题。
遵义会议的主要内容：
遵义会议作出了四条决定：一是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是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是常委中再进行分工；四是了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后来在长征途中的扎西会议上通过。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起草后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2月16日中央油印印发了这个决议。《决议》否定了博古的报告，认为基本上是错误的。《决议》指出，政治上，“左”倾机会主义者提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没有利用敌人内部的第一矛盾冲突，拒绝援助福建事变，丧失了打破“围剿”的良机。
《决议》指出，在战略转变和实行突围问题上，“左”倾机会主义者同样犯了原则错误。“在苏区内同敌人拼命抗战、大量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退出苏区变成了一种恐慌失措的逃跑的与搬家式的行动。在干部中群众中关于这种战略转变没有解释，组织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难，使所有的部队变成掩护队。
《决议》指出，在领导作风上，“华夫同志恶劣的领导方式”，在军委内造成了不正常现象，博古同志不但不批评纠正、反而支持。他们的错误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决议》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要求红军迅速完成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为创建新的根据地而斗争。
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重要会议，自党的成立至大革命失败到遵义会议以前，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党还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对中国革命的规律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因而对中国革命中的重大问题往往照搬外国的经验。又因我们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因而在决定中国革命斗争的重大问题时，往往是听从共产国际和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意见。从党成立到遵义会议前的十四年中党召开的历次重要会议都有共产国际的指示或共产国际代表的参加。共产国际对世界革命运动和中国革命斗争起过推动、帮助的作用，有些指示也是正确的，但由于共产国际对各国的实际情况缺乏具体的深入的了解，因而有些指示是不正确的。而在斯大林领导共产国际期间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因而它给中国革命斗争带来了不良影响和重大损失。
遵义会议不仅没受共产国际指示的干预，而且对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的瞎指挥进行了严肃的批判。这和以往党的历次重要会议是不相同的。从会议内容本身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历史特点。
在军事上，遵义会议彻底否定了博古、李德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路线，对党内两条军事路线的一场大争论作出了正确的结论。 会议在批判李德等的军事教条主义的同时，反复强调领导中国红军战争应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根据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来规定和制定红军的组织形式、战略方针和战争形式等。
遵遵义会议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这段参观学习的经历，让我感受到了过去我们党在经历磨砺与苦难中紧紧拥抱人民所展现出的坚强信念与顽强精神，同时也加强了我们全国人民对党的信任，相信党真的是中国人民的救星。而这种精神如今也激励着全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儿努力奋斗。
http://www.dxsbao.com/shijian/432970.html 点此复制本页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