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和国家演进的“三段式”，我们都可以找到与之相对应的文献资料来进一步把它们丰富起来。其中，史称“万邦”或“万国”的材料对于说明中国最早的文明社会及其国家形态和结构，是非常恰当的。先秦文献中，《尚书·尧典》说尧时“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左传》哀公七年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吕氏春秋·用民》说：“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尽管甲骨文和金文中的“邦”字与金文中的“国”字，字形不一样，意思也略有差异，但就“万邦”与“万国”中的“邦”与“国”而言，二者是一个意思，可互为置换。
“万邦时代”这一概念，可以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狭义的“万邦时代”，即上述《尚书·尧典》《左传》和《吕氏春秋》所指称的尧舜禹时代。广义的“万邦时代”，相当于距今5000—4000年前的“广义的龙山时代”（狭义的龙山时代是指海岱龙山文化所代表的时代，即距今4600—4000年前的时代），也略相当于五帝时代。在这里，之所以使用“略相当于”，是因为五帝一般是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作为五帝时代开始的黄帝时期，是迈向文明社会和国家的转型期；而颛顼和帝喾、尧舜以及禹的前期，则应属于史称“万邦”的邦国文明形态。“万邦”（“万国”），只是极言其多。在“万邦”之中，既有社会发展程度已达到初始国家的一批政治实体，亦有仍处于氏族部落或酋邦的许多政治实体，但由于事物的性质总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所以我们用“万邦时代”来指称中华大地最早出现的国家社会时期，其概念是明确的。当时，黄河中游和下游的格局一方面是邦国林立，另一方面在中原地区形成了强大的尧舜禹族邦联盟。所以，尧、舜、禹都曾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本邦的国君，又担任过联盟的盟主。
“万邦时代”的格局与考古发现基本吻合。一方面，这一时代诞生的文明是多元的，在黄河流域发现有众多的邦国文明的都城遗址，如陕西神木石峁、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山东章丘城子崖、邹平丁公、日照两城镇和尧王城等遗址。另一方面，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中原的许多部族的人群，经过战争的冲撞与和平的共处而形成尧舜禹族邦联盟。这样的联盟使得黄河流域在多元文明的基础上又出现一个以联盟盟主所在地为核心的政治中心，这一政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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