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水患之治到资源之利

黄河治理简史（1）：从水患之治到资源之利

黄河安全事关黄河流域两岸百姓的幸福生活，黄河治理成为历朝历代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历史上有汉武帝亲赴一线指挥黄河堵口，有康熙帝亲自钻研水利理论进行水准测量，更有许多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地投入到黄河治理的队伍中。谈及黄河对中华民族的影响，跳不出利弊二字，而纵观黄河治理史，本质就是针对黄河实施的一系列趋利避害措施。

逻辑上讲，黄河治理有一个重心转变过程，而弄清这一转变过程对理解黄河文化在黄河流域发展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让我们翻看历史的画卷，走进那些治理黄河的历史人物，尝试梳理出黄河治理重心转变的历史脉络。

1、黄河治理重在水患防治

大秦帝国建立之前，黄河治理的初心和重心基本都是抵御黄河水患的侵扰，保障沿岸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由于生产条件所限，这一阶段的人们在与黄河的相处中，处于被动的惶恐依赖阶段，尚未能够主动开发利用黄河资源。

华夏治水人物首数女娲，据说她“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治水的结果是“淫水涸、冀州平”，治水取得了成功。女娲之后是以擅长治水闻名的共工，共工采用“壅防百川，堕高堙庳”的方法治水，即把高处的泥土、石块搬到河边低处修建土石堤埂抵挡洪水。由于共工擅长治水，被后世尊为水神，“共工”一词一度成为水利工程的官名。

共工之后部落联盟推举鲧负责治水，鲧继承以往经验仍采用筑土围子的方式治水，但由于洪水巨大且沿岸居民增多，最终导致治水失败。但鲧用堤埂把主要居住区和临近田地保护起来的方式，却形成了早期城市的雏形，由此看来，中国城市追根溯源还与黄河治理相关（对黄河边城市感兴趣的可阅读《黄河边的城市：中华文化历史变迁的容器和坐标》）。

大禹后来接替了父亲鲧的治水工作，主要采取“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的疏导方法，即疏通主干河道，导引漫溢出河床的洪水和渍水入海，由此治黄工作由消极堵塞转为积极疏导。大禹治水时由于实际操作需要而“左准绳，右规矩”、“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这些原始测量工具的发明推进了测量学的发展。

在我们看来，由于社会发展的落后，早期人们主要以抵御黄河流域的洪水为主，随着黄河沿岸居民人数的增多，居民生活部落的逐渐扩大，黄河决口引发的洪水危害也越来越大，以黄河局部视角治理洪水的堵塞方式渐渐失去了作用，于是人们不断地创造新型使用工具，开始从黄河宏观视角看待洪水治理，并摸索出疏导与固堤相结合的治水方式。

同时，由于黄河治理是大规模的集体劳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这也是我们研究黄河文化的重要视角之一（感兴趣的可阅读《被黄河塑造的中国：大一统国家治理传统的地理和文化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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