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初，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发布消息，将开展垃圾“分类、分质、分时”收运试点，促进居民源头分类，同时将探索进行垃圾“不分类、不收集”惩戒试点。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知道如何分类，成为困扰诸多小区居民的难题。
未来学家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曾如此预言：“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计算机革命之后，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又一次浪潮，将是世纪之交时要出现的垃圾革命。”世纪之交，北京、上海等8个城市成为全国第一批垃圾分类处理试点城市，16年过去，大多数试点结果却难如人意。总体而言，垃圾分类有倡议、缺标准，有试点、少管理，进展迟缓。
一直以来，很多地方将垃圾分类简单等同于设置一个写着“可回收”“不可回收”的垃圾桶，前不见分类者，后不见分类处理者，唯垃圾桶最迷茫。问题不在一处，而在全流程。何为可回收物？何为不可回收物？一旦标准模糊，公众便会手足无措。何况，还有些垃圾桶更是假把式，外面明明区分“可回收物”“不可回收物”，里面却“心心相印”、连在一起；一些高档小区尽管设置了智能垃圾箱，但不是容量不够，就是清运不及时，变得中看不中用。更荒唐的是，在有的地方，分好类的垃圾一上车又混同了，前端垃圾分类，末端一勺乱烩，谁又愿意费时费力多此一举？
社会文明的递进，总是生活习惯、社会意识、市政管理集体映射的结果。就垃圾分类回收而言，主管部门除了口头引导，更要制定清晰标准、完善服务管理。有时候，一张写清楚垃圾类别、回收方式的便民贴，胜过一个高档垃圾箱。日本、德国的垃圾分类受人称赞，离不开详细的垃圾分类标准、针对不同垃圾确定的收集日制度，源自清晰注明垃圾类别的包装，更得益于从幼儿园起就要学习垃圾分类的“开学第一课”。而在日本，类似居委会的“町内会”有一项重要的职责，就是对居民生活习惯进行监督。
垃圾分类不只是物理拆拣，更指向生产生活观念的变迁。通过分类让垃圾减量，就是为城市减负。当然，垃圾分类需要进行到何种程度，不能脱离社会发展阶段，也关系社会运行成本，分类责任如何界定，既要考虑历史因素，也要顾及管理难度。
长期以来，游商、拾荒者这些“散兵游勇”充当了低成本的垃圾分拣者，如何将这些市场力量组织起来，实现社区垃圾分类的转型升级？前段时间，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一体化解决方案”专家论证会上，垃圾分类的广州“西村模式”受到肯定。前端是每家每户配备的两只分类垃圾桶，背后跟着街道垃圾分类促进中心、全面分类回收的专业企业以及垃圾管理数据库。政府不再完全包揽，分类力量下沉，专业企业有利可得，居民也能将厨余垃圾换花泥，政府、管理公司、居民三方在公益与利益中实现了较为良性的互动。
今天的中国已是当之无愧的生产大国，但生产、消费、分解缺一不可。在今天的语境下，如何分解消化我们的生产、消费之物，或许比化解过剩产能更为棘手。都说垃圾只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但难就难在将其顺利归位。实现“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推进生产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健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络，加强生活垃圾分类回收与再生资源回收的衔接”，非一方力量能及。只有激发社会力量，实现多方联动，才能摸索出适合我国国情、成本可控、成果可见的垃圾分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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