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历史，砥砺前行”29栋小分队暑期实践推文
一、受害者（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词
“日本人进来的时候，当时连捣（捅）我三刀，当时我就死（昏）过去了，当我醒的时候，看到我妈妈就睡在桌子外头，衣裳一起扒掉了。我的小妹妹死在院子里头，我姐姐衣裳都没有，也不晓得给她盖，不知道，就这样子。后来我们初来，摇摇这个也不活，摇摇那个也不活，没有一个活人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
“有的小孩走不动，用刺刀戳死，有的年龄大的走不动的，用刺刀戳死。马路上尽是死尸，马路上尽是血，就跟下雨了一样，全是血。”——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唐顺山
“在江东门和三岔河中间，有好多老百姓还有士兵被日本人包围了，放下武器，大约有四五千人，日本人就把机关枪一挺一挺摆好，那是12月13号，天快要黑了，我们的人被杀到下午，杀的差不多了，后来我们就听见这河边机关枪摇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因为天黑了后人就杀不了了，就用机关枪扫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骆中洋
“醒过来一看，我是人还是鬼啊，日本人把我打死了，可能我不是人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潘开明
“（日本兵）叫我们脱了衣裳，打圈跑，他们在那个边上拍巴掌笑。日本人第一次来就是强奸，我被他们强奸三回。他们从身上掏了个刀，这么就是一刀，我手一划，我的手就被砍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张秀英
“我母亲这样的死，我没得办法啊，这些人死的真惨啊，不能再打仗了！”“他们把人赶到这，4个人一排枪毙，用机关枪摇。”“走到绣球公园，那里面又有死人，转到码头，码头的血啊，通红通红的，这些人死的真惨啊，不能再打仗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仇秀英
“1938年的1月份，有一个少尉日本军官，抓着一个战刀进来了，拿着两卷胶卷给我们冲，叫我们每样洗一张。我到里边（照相馆暗室）去的时候，匆匆忙忙，心惊肉跳，把这一卷凡事杀中国人头的和强奸的我都把它每样多印了一张出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罗瑾
“连老太他都当花姑娘，哪个还敢出来，那些妇女脸上都抹着灰，带着棉帽，装男人，后来他（日本士兵）没办法，他摸，他看见人就摸，女的男的，他一摸就摸出来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侯占清
二、加害者（侵华日军士兵）证词
“江边有一个俘虏收容所，把他们20或30人一组带到江边，让他们排好队，嘟噜噜噜噜用机关枪扫射，他们的尸体都倒在江里，江水冲走了他们的尸体，越来越多的尸体，在江边堆积起来。”——原侵华日军第16师团士兵寺本重平
“日军从上海到南京之间，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女性的，只要看到女性就进行强奸，轮奸，在强奸，轮奸之后，为了消灭证据，把人全部杀掉。”——原日军独立支队士兵永富博道
“老年人和儿童也被枪杀了，我们还掠夺了财物。”——原侵华日军第16师团士兵松村芳治
“南京入城式前，接到了去扫荡的命令，在南京城内搜索，不分男女都抓了起来。在江边有很多仓库，我们把他们关进仓库里，知道塞满为止，我们放火烧死了他们。”——原侵华日军第16师团士兵大门义雄
“就一刀，头颅立刻飞了出去，人的身体也随之倒下。从颈部喷出的血，将地上的石子冲的骨碌碌地翻滚。我本想转向一边的目光，一下子停在了少尉的刀上。”“虽然我眼看着战友死在自己的面前，虽然我从很多尸体上跨过，但是我还是不能理解，为什么无缘无故地去屠杀无抵抗能力的农民。”——原侵华日军第16师团士兵望月五三郎回忆录
“离码头大概1公里左右，看到了挂英国国旗的建筑，在这里稍高的地方，架着重机枪，啪啪啪啪啪啪，掺杂着惨叫声哭喊声，很多人被机枪扫射着。我用望远镜看，没有看到穿军装的，只是中国老百姓在被屠杀。”“晚上执勤时看到很多火球在奔跑，跳动，倒下，一直到不动。是什么呢，早上用望远镜看才知道，都是烧焦的尸体。这时我才明白，昨晚看到的是被烧杀的中国人。”“那里有个公园，还有广场，我看到了堆积成山的尸体，有老人，妇女和儿童，无差别地被杀死了，推起来的尸体跟我身高差不多，估计是被扔起来推上去的，这样的尸堆到处都是，我们闯入民宅，看到了没有脑袋的尸体，地上的血已经凝固，头和尸体是分开的。世上没有比战争更悲惨的，所以说南京有很多无辜的市民，被强行从家里拉出来，在空旷的地方被集体屠杀。不可理喻，无差别的屠杀。”——原日本海军士兵三谷翔
“基本上不实行俘虏政策，仅佐佐木部队，就处理约15000人；守备太平门的一名中队长，处理了约1300人；在仙鹤门集结的约七八千人，处理上述七八千人，需要有个大壕，但很难找到。预定将其分成一两百人的小队，领到适当的地方加以处理。”——侵华日军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日记
三、第三方（见证南京大屠杀的国际人士）证词
“日军占领南京后，就立即开始了屠杀，有好多种方式，经常是几个日本兵或30多个士兵一起行动，每个人似乎都有生杀大权，不久，就开始了有组织的大规模屠杀，主要是来复枪和机枪扫射，还有我们所知的几百人被一起活埋。一个妇女告诉我，她丈夫双手被绑起来，丢进池塘里，就在她面前，她却不能救他，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淹死。”——美国牧师约翰·马吉。
过成千上万的中国难民。他将自己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见闻用日记积累了下来。“昨天，在光天化日之下，神学院有数名妇女，就在一挤满男人，妇女和儿童的大房间的中央被强奸。”“我们22名西方人士，无法养活20万中国平民，并且日夜保护他们，这是日本当局的责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的日记
“又有许多疲惫不堪，神情惊恐的妇女来了，说她们过了一个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断光顾她们的家，从12岁的少女，到60岁的老妪都被强奸，丈夫们被迫离开了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今天又有大批惊恐万状的妇女和年轻姑娘拥入校园，许多人跪下请求让她们进来，我们让她们进来了，但不知道今夜，她们将在何处睡觉。”——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务主任明妮·魏特琳的日记
“今天是当代但丁炼狱的第6天，是用血腥和淫秽的大字写成的，大批人被屠杀，成千上万妇女被强奸。”“穷人的食物被抢光了，他们处于歇斯底里的惊恐之中，何时是尽头？”——金陵大学医院（鼓楼医院）的外科医生罗伯特·威尔逊写给家人的信
四、战后审判
历时十年编纂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共72卷，约4000万字，这是迄今为止有关南京大屠杀惨案的最翔实、最权威的史料集，这不宏大的史料集，全面收集了加害方、被害方和第三方的原始资料，为各国学者研究南京大屠杀提供了客观依据，印证了南京大屠杀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历史大惨案和人类悲剧，使得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更加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中美苏英四国政府，接收《波茨坦公告》。次日，天皇裕仁向日本国民发布投降诏书。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宣告了日本侵略者的彻底失败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9月9日，中国战区日本投降仪式在南京举行。11月6日，中国政府处理日本战犯最高机构——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在重庆成立。日本投降后，盟军最高统帅部连续发出4批逮捕令，将100多名前日本军政要员列为嫌疑战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甲级战犯，是指犯有破坏和平，发动侵略战争的战犯；乙级战犯，是指犯有战争罪行的战犯；丙级战犯，是指犯有违反人道罪行的战犯。1945年12月中旬，中国政府分别在南京、沈阳、广州等地组建了10个军事法庭，审判乙级和丙级战犯。1946年1月，远东最高盟国统帅部根据同盟国授权，公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宣布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
针对南京大屠杀事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设立了一个独立的单元，进行法庭调查。南京大屠杀发生期间，包括之后，日本政府和日本军方，企图掩盖南京大屠杀的罪行，但是一些幸存者和大量的目击证人，揭露了大屠杀的冰山一角。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之所以将南京大屠杀，作为一个单元，来单独审判日本的甲级战犯，就是为了揭示真相，要让所有人知道日本军队在南京究竟干了什么。所以法庭通过大量的证据，揭示了真相，将南京大屠杀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面。
1946年9月，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第一个出庭作证的是当时在金陵大学医院工作的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他目击了日本军人在南京的血腥屠杀。在他的医院里，不断有被日本兵刺伤，砍伤，烧伤，强奸或者死里逃生的人被送来。
远东军事法庭还得到一份十分珍贵的影像资料，它被检察方面作为物证当庭放映，拍摄这些画面的人，就是曾经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的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日军占领南京后，就立即开始了屠杀，有好多种方式，经常是几个日本兵或30多个士兵一起行动，每个人似乎都有生杀大权，不久，就开始了有组织的大规模屠杀，主要是来复枪和机枪扫射，还有我们所知的几百人被一起活埋。一个妇女告诉我，她丈夫双手被绑起来，丢进池塘里，就在她面前，她却不能救他，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淹死。”马吉牧师的证言和他所出示的影片资料，让法庭上的所有人，感到十分惊愕。法庭调查揭露出的血腥罪证，同样让日本国民深感震惊。
法庭在审理南京大屠杀事件时，还接受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作证文件，那就是纳粹德国驻南京大使馆拍发给德国外交部的一封秘密电报。电报描述了日军在南京杀人如麻以及强奸、放火、抢劫的普遍情况之后，结尾这样写道：“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者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的日本皇军。它是一部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
参与制造南京大屠杀惨案的日军第6师团师长谷寿夫，没有被定为甲级战犯1被排除在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之外。但是，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根据现场调查和民众的控告信，向盟军总部提出要求将他引渡到中国接受审判。
1946年8月1日，关押在日本监狱的谷寿夫被押送至中国南京。
南京审判的第一个焦点，就集中在了谷寿夫身上，在法庭正式开庭审判的3个月准备期间，中国法官传讯了数以千计的中外证人，用强有力的证据，起草了法庭起诉书。
“京字第一号”相册是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证据之一，其中的三张照片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的惨状。冲洗这些照片的是当年在南京金陵照相馆当学徒的@罗瑾。他回忆道；“1938年的1月份，有一个少尉日本军官，抓着一个战刀进来了，拿着两卷胶卷给我们冲，叫我们每样洗一张。”冲洗出来后，罗瑾一看，非常愤怒，照片上竟然都是难以入目的屠杀中国百姓的@残虐内容。“我到里边（照相馆暗室）去的时候，匆匆忙忙，心惊肉跳，把这一卷凡事杀中国人头的和强奸的我都把它每样多印了一张出来。”
位于南京市黄浦路口的励志社大礼堂旧址，便是1947年2月6日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谷寿夫进行开庭公审的地方。1947年3月10日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当年入侵南京的日军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进行最后一次公审，并下达了判决书，法庭当庭宣判谷寿夫在作战期间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处以死刑。1947年4月26日中午，乙级战犯谷寿夫被押往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
1948年12月22日在东京，松井石根和其他6名日本甲级战犯，相继被执行绞刑。
无论是东京审判还是南京审判，这些都是世界爱好和平正义力量对法西斯势力，军国主义和战争罪犯的正义审判。日本右翼势力企图给历史翻案，是永不得人心的。历史就是历史，是不容篡改、美化的。铁证如山！案不容翻！
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对中国难民施于人道主义援助的国际人士
西门子公司驻华代表、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
德国人约翰·拉贝是当年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在南京沦陷的最初日子，他帮助过成千上万的中国难民。他将自己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见闻用日记积累了下来。“昨天，在光天化日之下，神学院有数名妇女，就在一挤满男人，妇女和儿童的大房间的中央被强奸。”“我们22名西方人士，无法养活20万中国平民，并且日夜保护他们，这是日本当局的责任。”
在恐怖的气氛中，拉贝努力让安全区的难民保持对未来的希望。南京的中国难民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之情，对这些难免来说，拉贝是拯救女儿免于沦为性奴隶，儿子免遭日军屠杀的大救星，他的勇气与慷慨，赢得安全区所有国际委员和人们的尊敬。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务主任明妮·魏特琳
在1937年南京那个寒冷的冬天，魏特琳女士以她一己之力，拯救了无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和惊恐的南京难民。她没有任何武器来保护那些女学生，但是她却挺身而出地去保护她们。日本士兵让她疲于应付防止他们破门而入，然而当她守在正门时，日本兵们却从后门劫走年轻的女学生们进行强暴。魏特琳在当年的日记中，记录了一幕幕凄惨的景象。“又有许多疲惫不堪，神情惊恐的妇女来了，说她们过了一个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断光顾她们的家，从12岁的少女，到60岁的老妪都被强奸，丈夫们被迫离开了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今天又有大批惊恐万状的妇女和年轻姑娘拥入校园，许多人跪下请求让她们进来，我们让她们进来了，但不知道今夜，她们将在何处睡觉。”
魏特琳被难民称为“活菩萨”，然而日本兵却对她恨之入骨，她曾被打过耳光，受到过带血刺刀的威胁，当日本兵命令魏特琳离开校园时，仍遭到了她的严词拒绝“这是我家，我不能离开。”
历史学家认为魏特琳日记，使得人们了解了南京大屠杀期间一位目击证人的精神世界，这一日记的价值，最终会像《安妮日记》那样，为世人所承认。
美国牧师约翰·马吉
在南京大屠杀正在进行的时候，一位在南京生活了20多年的美国牧师约翰·马吉，用他自己的家用16mm摄像机，悄悄地记录下他所看到的一切，马吉牧师在影片的引言中写道：“他必须小心谨慎地行动，摄影时千万不可让日本人看见。”
在他拍摄的镜头中，城内到处都是断壁残垣，受日军奸淫的中国妇女，被汽油烧焦的尸体，街道上，水潭上，到处是被日军血腥屠杀的平民。这份珍贵的影像资料，在战后审判战犯时，被远东军事法庭得到，它被检察方面作为物证当庭放映。
丹麦人辛德贝格和德国人卡尔·京特
在大屠杀发生的数周内，位于江南水泥厂的简易卫生院，在丹麦人辛德贝格和德国人京特的竭力保护下，就像汪洋大海中的一座孤岛，称为江南水泥厂附近难民的庇护所。
一位当年只有10岁叫苏国宝的老人，他还记得在难民营里曾经见到辛德贝格的情景：“丹国（丹麦）人是红头发，他人倒不怎么胖；德国的那个京特，他的脸上胡子毛拉拉的，蛮胖的。（他们）一个人给了我一块洋钱，我表示感想他们救命之恩，当时1块洋钱能买到100多斤米，所以救了我一家。所以在那个雪上加霜的时候，亏了他们救了我。”
辛德贝格曾经做过摄影助理，他用自己的相机，拍下来很多江南水泥厂附近遭日军杀害的死难百姓的照片，这些照片被命名为《辛德贝格相册》，收藏于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档案馆。
1938年3月，辛德贝格离开南京，取道瑞士回国，在日内瓦，他遇见了出席第24届国际劳工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朱学范邀请他为与会的各国代表和记者100多人，放映了马吉牧师拍摄的影片。电影放映时，辛德贝格坚决地让妇女和儿童离开，说这个影片当中有好多残暴的画面，这些观众是不宜在场的。之后，辛德贝格一边放映，还一边做了解说。这一情景由辛德贝格的父亲做编辑的父亲，都记录了下来，发表在了丹麦的《奥泽新闻周报》。电影放映完以后，朱学范先生要来了辛德贝格的护照，在他的护照下，有一个题字——辛佩先生中国之友。称赞辛德贝格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辛德贝格，这个当年只有26岁的年轻人，凭借着巨大的勇气，和德国人京特一起，在南京郊外的江南水泥厂难民营，救助了2万多名难民。被救助的难民辗转送给他一面锦旗，上面绣着今天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4个大字——见义勇为。
金陵大学医院（鼓楼医院）的外科医生罗伯特·威尔逊
南京鼓楼医院，建于1892年，作为见证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的地标，是当时南京安全区内唯一的医疗机构。
在那个异常寒冷的冬天，医院的绝大多数医护人员都已经撤离，只有少数医护人员冒着生命危险，留下来帮助灾难中的南京百姓。作为全城当时唯一的外科医生，罗伯特·威尔逊就是其中之一。
罗伯特·威尔逊，美国人，生于南京，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并在哈佛医学院获博士学位，31岁的威尔逊，送走妻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女儿，自己坚决地留了下来。
12月18日，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今天是当代但丁炼狱的第6天，是用血腥和淫秽的大字写成的，大批人被屠杀，成千上万妇女被强奸。”19日，他又写道：“穷人的食物被抢光了，他们处于歇斯底里的惊恐之中，何时是尽头？”
在6周的浩劫中，他从死神的手上，抢救下了无数南京的难民。人们从马吉牧师的影片中，能够看到这令人感动的一幕。
六、现今日本同样存在爱好和平人士
本多胜一
《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从1971年开始了对南京大屠杀的调查，他沿着当年日军进军的路线，走访了近百位的幸存者，详细记录了当地幸存者对百人斩的叙述，本多胜一的采访笔记中还记录了日军强奸妇女的暴行的证言。1972年本多胜一根据他在南京采访的内容，整理出版了《中国之旅》，在书中详细记载了侵华日军在南京各地实施暴行的过程，并揭露了“百人斩”的真相。
平山良平
现任名古屋市市长河村隆之的否定南京大屠杀言论引起了平山良平强烈的愤慨，他制作了宣传板、宣传单，坚持每周两次前往名古屋市市政府前进行抗议，要求河村市长撤回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言论。
“我希望有很多人去做这件事情，但实际上做这件事的人不多，我现在能够一直坚持，是因为我能感受到历史赋予我的使命感，所以我站了出来。河村隆之市长破坏了中日友好关系，我了解真正历史，我不去阻止他，作为一个日本人我会感到羞耻。”平山良平在被采访时这样说到。
松冈环
“我们的国家不诚实，这样是不行的”日本小学教师松冈环在采访中这样说。从1997年开始，她便展开了在日本各地收集侵华日军老兵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证言，可是从中国战场回来侵华日军老兵，很多都不愿意开口说出他们在南京犯下的罪行。她采访过的老兵松村芳治就是其中之一，后者在临终前对侵华战争有了深刻的反省，留下了在南京期间的大量照片和书信。
松冈环在采访幸存者仇秀英后说“在我的国家日本有很多人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真对不起，我做为加害者的一方，一定要把受害者的痛苦告诉更多的日本人。”
2014年8月9日，松冈环在京都立命馆大学国际和平博物馆举办揭露战争暴行珍爱和平的图片展。她从2001年开始到2014年为止，在日本各地先后举行了150次向日本民众说明南京大屠杀真相的活动。在14年那次活动当中，她把在日本收集的侵华日军老兵证言和在南京收集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用图片和解说词的方式，展现给来参观的日本观众。
当被问到“您的展览活动有效果吗？”松冈环沉默了一会，随即讲道“嗯，有没有效果，我不能说没有，如果没有效果就不去做吗？即使是手指大小的火苗，是让它熄灭还是继续燃烧？如果熄灭它，就是辜负了受害者，他们已经被伤害过一次，如果我中途停止，就是在鼓舞否定历史的人，也是对受害者的再次伤害。”
松冈环的助手兼摄影师中井信介，负责把菜放到的参与南京大屠杀士兵的证言和拍摄到的图像，制做成纪录电影。他在采访时说道“当时的人收到军国主义教育被洗脑后，会无视中国人的生命，屠杀中国人也没有罪恶感。”
2010年，松冈环完成了她的第一部纪录电影《南京被割裂的记忆》，影片通过侵华日军老兵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再次证实了侵华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松冈环在日本揭露南京大屠杀事实真相的活动，收到了大量右翼分子的言论攻击。松冈环把她从1988年至2014年的26年间收集到的侵华日军老兵的证言以及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进行整理，先后出版了《南京大屠杀受害者120人的证言》《南京站寻找被封闭的记忆》等书籍，她还制作了两部纪录电影《南京被割裂的记忆》《南京的松村伍长》。
“在日本有许多有良心的人，憎恨战争，喜欢和平。我们日本人必须负起侵略战争的责任。”这是松冈环在铭心会第39次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慰问会上的讲话，她代表日本铭心会（南京），向幸存者捐款捐物。
在互联网上，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忏悔，大多数国人都义愤填膺地表示不可原谅。其实我们没有资格代表1937年受到屠杀的南京人民说原谅或不原谅，但我们必须要做到的是牢牢记住这段历史，并让我们的后代牢牢记住这段历史，记住他们的苦难与伤痛。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的记忆，我们不能让它淡薄，更不能让它消失，尤其是日本政府，故意地让这个记忆淡薄，消失。是不对的。我认为这个记忆，特别是最为加害方的日本，必须要拥有这个记忆。如果抹去这个记忆，会重走错误之路。”在采访的最后松冈环这样说到。
七、最后的最后
记忆是一种对历史的传承，也是一种永不摒弃的情怀，同时它又是不容推卸的责任和警示未来的力量。南京大屠杀，无疑是人类文明史上一场极为恶劣的暴行。在8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再次回望，那场痛彻心扉的历史惨剧，并不是为了记住仇恨，而是为了警醒世人，避免重蹈覆辙。遗忘意味着背叛，只有正视历史，才能真正地面向未来。
一张纸泛黄的照片，记录了战争带给南京这座城市的创伤，也记录了大屠杀给人类记忆带来的无法抹去的悲痛。今天在德国在俄罗斯在波兰在以色列，人们从来没有忘记二战的阴影，绝不允许悲剧重演，早已成为主流社会的共识，同样，在中国，那些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和全体中国人的记忆，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退，他们有理由期待，那些尘封在历史迷雾中的冤魂，和禁锢在数字墙背后的亡灵，都能在地球上所有人类的目视下，渐渐浮现出清晰的面孔，这是不能忘却的记忆。
因此，我们能做到的，且必须做到的，是铭记这段历史。牢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将这段不可被遗忘的历史保存下来，一代代传承下去，告慰在这场人类浩劫中丧生的同胞，警醒后人战争对人性之摧残以及付出代价之惨烈，凸显和平的来之不易的同时，也警醒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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