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萧支队，全称金萧线人民抗日自卫支队，于民国32年（1943年）12月7日，由杨思一、蔡群帆率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三支队六中队一百三十余人，进入诸暨、义乌地区，会合诸暨“小三八部队”、金义浦八大队、诸义东“建荣部队”等武装力量。后于12月21日在诸暨黄家店（今翠溪乡）建立金萧线人民抗日自卫支队。次年1月7日正式定名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金萧线人民抗日自卫支队”。而在桐庐县新合乡，还有许多记得金萧支队历史的老人，浙江工商大学“竭诚为党，合管桐行”党员采访小分队经过几日的采访整理最终整合成了这份记录。
革命烈士魂不灭，赤胆忠心志永存
我也是到八十年代根据党史资料、老一辈的传说才知道一些内容。父亲原来是路西县平湖区金萧支队中队长。我去找浙江省农业厅指导员时才知道父亲和别的党员不同，他被称为“特别党员”，他的组织生活不在我们支部过，而是要到离这里七八十里路的浦江县去。
父亲在年青时就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对革命的意志很坚定，培养了一大批年轻的金萧支队队员北上参加新四军。他有一个堂兄弟，从新四军回来后被提拔当了连指导员，但在淮海战役时牺牲了，现在也是革命烈士。
革命时期的生活很艰苦，父亲却不顾自己，优先考虑穷苦百姓的温饱问题，被老一辈的村民所爱戴。为了让穷苦乡民有书读，他开办学校，请了老师，让他们不花钱也能读书。那时候时局动荡家里没法住，国名党一直在搜捕他，父亲曾多次被捕。1935年前他被捕押往杭州陆军监狱，因为他毕业于体育专科学校，所以身手矫健，在半夜趁敌人不注意跳江逃往江苏无锡，躲到1935年才回来。那时候在无锡也有金萧支队的地下党，他曾跟随他们参与秘密行动。
父亲是在1940年经蒋忠推荐入的党。在他39岁的时候，蒋忠到我们村里来辅助地下党进行地下活动。同我父亲相识之后曾在我家老房子住了一年。白天他们不出门，在楼上办公，研究怎么样搞活动，怎么样革命；等到晚上，趁着夜色秘密行动，到几十里路外做建设工作。有一次有四五个金萧支队的人在楼上商讨要事，突然来了一批国民党，父亲机智地把他们都应付了。他当过陆军第三独立中队的中尉中队长，我们这里老一辈对他的印象都很深刻。提起他潘芝山，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哪怕是浦江富阳诸暨的老百姓都听过他的名字。
父亲平日里会随身佩带两支手枪，他是双枪手。然而意外都是让人防不胜防，那是在1946年的农历八月十六，这天他照常在农户家收粮食，由于天气炎热，所以父亲没有穿上衣，枪没有带在身边，遭潜伏在村的桐庐警察局巡长毛润庆枪杀。当时组织有个通知让父亲明天去位于四明山的金萧支队总部报到。如果他今天不死的话，明天就要去四明山参加重要行动了。
父亲死后，原先他所带领的金萧支队和国民党在荡江岭展开了一次战役，在战争中，一名引坑的士兵腿被击中，无法走路，国民党将他从木桥上推下，之后他虽然被诸暨一个小村子里的人家收留，但因为医疗条件不好，腿渐渐腐烂，离开了人世。
父亲的同事中有一位在浙江省农业厅，我去拜访过；一位是毛区长，他是父亲的好朋友、好战友、老同事，解放后在北京国家安全部工作。八十年代初他来桐庐祭拜我父亲，我陪他去故地参观，他还记得和父亲一起搭建茅草屋的情景。追忆起两人一起出生入死的经历，他不禁热泪盈眶。为躲避敌人，他们甚至住过空坟，生活得很艰苦。我和毛区长之间保持着联系，现在还存有与他的书信；还有一位是金萧支队的武工队队长蒋明达，他是诸暨人，也来我家住过，金萧支队纪念馆竣工的时候他都在场，现在去世了，他也说我爸爸是个了不起的人。父亲死的第二年正月初四，金萧支队一支20多人的小分队来为他报仇，后来我带着介绍信去拜访当时带队的领导杨广，说“我是桐庐来的，是潘芝山的儿子，听说是您带队为我父亲报仇的”，他激动地回应我，并约我去他家里吃晚饭，他们对我父亲都很尊重。
解放后，父亲被追认为烈士，他的事迹也广为流传。父亲一生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若看到如今人们幸福和平的生活，父亲在远方也将由衷地感到欣慰吧。
叙述者：潘忠华 72岁（革命烈士潘芝山之后）
一心“缝出”被服厂，一意“联通”革命路
1947年，我们村里还未建立后勤总部，我在金萧支队作为联络员，依靠写有支队战士名单的联络簿，负责联络交通、运送物资等后勤工作。当时条件十分艰苦，我方力量薄弱，枪支弹药匮乏，且由于一切工作都需秘密进行，所以只能白天生产，晚上联络运输。
1948年，金萧支队在浦江成立，离我们村约50里路。随后，金萧支队总部的后勤基地包括被服厂、修械所、金萧报社、后方医院等一并合到四管乡。这些地方都被建立在最偏僻隐蔽、反动派找不到的地方。加之当时山路崎岖，所以非本地人来都得我带路。当时有福建的大学生偷偷来这里参兵，我带他走了20里路；还有一位姓石的福建人来后勤部任职，晚饭后，我陪同他走了一夜才到。起初外面农民工害怕被抓，都不敢来，只得靠我们五、六个人，要夜以继日地上山建造茅草屋、盖被服厂。
1948年6月，那是最困难的时期。我们只有两台缝纫机，还是向村民借的。这里的农民工缺乏技术，所以需要去外面请师傅。历经辗转，我们请来了一位家距这里60多里路的老师傅。了解到他家庭困难，我们也给予了些许补助。还记得当时听说诸暨有一位姓寿的少年师傅，但他不情愿，来这里之后两餐不吃饭，我们没办法只好找领导汇报了这个情况，最后还是决定送他回家。一次，我亲自去桐庐凤川借缝纫机，有一个老妈妈生活艰苦，起初骗我说缝纫机是坏的，但出于为金萧支队做贡献，最终还是借给了我们。我们还是尊重群众意愿的。我们始终相信，只要我们对群众好，群众就会对我们好。直至1949年5月份解放前后，后勤总部增至十七、八人，被服厂存有19台缝纫机，除了其中一台是坏的，其他均可以用于生产。
当时的金萧报社有一男两女负责日常通讯工作，以写报纸、传递消息为主。而后方医院是流动的，相对安全，反动派不敢侵入。
我是1949年农历2月份经支队长推荐加入的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党员，我感到无比荣幸。解放后，金华有个老领导提拔我去外任职，我拒绝了。因为我认为，共产党领导，在哪都是一样的。那时我们风气很好，谨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叙述者：杨金土 89岁 （后勤总部联络交通员）
党风纯正惠民心，一腔热血报国情
大概在1947年左右，我们的金萧支队主要在义乌和诸暨一带活动。当时桐庐浦江交界处正在打游击战，他们在山上迂回作战，条件十分艰苦。在这种举步维艰的情况下，突然出现了一个叛徒，使我们共产党牺牲了许多同志，陷入一个更加艰难的困境。在1948年，共产党在我们引坑村举办了千人大会来审判那个叛徒，最终叛徒被执行了枪决。
在1950年土地改革的时候，我们需要上交农业税，所以需要押运粮食到县城，我就是负责此项工作的民兵之一。由于表现积极，受到了上级的重视，经推荐后有幸成为预备党员。在经过一年的认真工作和上级考察后，于1956年经宣誓成为了正式党员。
在当时对于入党的要求并不苛刻，文化程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思想要正确，作风要优良。最为重要的是家庭出身（政治关系）要清白，没有富农、国民党之类的可能影响政治思想的背景。那时每个村只有两三个人可能成为党员，机会十分难得，也不足以形成村支部。他们有的是从部队里回来的，有的是经村里推荐的。
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个人的光荣，还是祖上的光荣。作为党员，我们讲求的是对党的奉献，不求任何回报。有一次正值丰年，水稻收割任务繁重。党员就在夜里爬起来，悄悄把田里的水稻割好。等到早上生产队领队问起的时候，每个人都假装不知道。在当时党员都本着为人民服务的热忱之心，秉持着做好事不留名的原则去做事。还有一次，中央有委任状下来，却找不到钟粹，原来是他在执行任务时，为了防止家人遭到迫害，化名为钟本强。执行过程危险重重，他可能会遭到反动分子的迫害，甚至家人也会受到影响，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执行任务，为党做贡献。后来我们找了几年才找到他。
实际上，党员不但没有福利，工作还更加辛苦。我们一年只有三百工分，这只相当于普通百姓二十五天工作的成果，这些并不能维持一家的生计，所以家人需要比别人干更多的活来维持生活。现在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都离不开党为人民服务的真心。
叙述者：钟宜差 94岁（引坑村老党员）
叛党投敌千夫指，俯首沦为断头魂
我记得，千人审判大会是在1949年举行的，当时我16岁，记忆有些模糊。那时，有一个叫郭如权的人，原属金萧支队路东武工队，后来他枪杀了另一位武工队员，投敌反动派。他还破坏了金萧支队很多处联络点，向反动派指认了金萧支队的许多重要人物，为了自身利益出卖了金萧支队。除此之外，他甚至亲手杀害了不少同志，使众多家庭支离破碎，做出了无法饶恕的罪行。地下党组织经讨论商议后觉得此人罪不可赦，就对他展开搜索抓捕。
郭如权在背叛金萧支队之后，深知自己必将受到追捕，不能坐以待毙，便连夜逃往一块稻草田，晚上就躲在隐蔽的稻草间睡觉。金萧支队最终就是在稻草堆里抓到了他，并集中了各个大队和人民群众对他进行了审判，最后决定将他斩首。郭如权在投敌后供出了不少地下党，给党组织造成重创，使普通百姓无所依靠。群众对此深恶痛绝，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
还有一件让我记忆犹新的事是荡江岭阻击战。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借着剿匪的名义侵入金萧支队的后勤基地，想要抢夺我们的后勤物资，还妄图烧毁钟氏大屋。但他们没想到的是，金萧支队参谋主任张志竣率领三大队七中队的战士在荡江岭设下埋伏，等到敌人经过时，突然发起进攻，歼灭了十七个敌人，并俘虏了四人，取得了较为巨大的胜利。
叙述者：金三康 84岁 （目睹千人大会审判过程）
打倒地主担道义，分来田地心欢喜
我那时大概只有十八九岁左右，估算着差不多1948年左右。记得千人大会是在钟氏大屋召开，由金萧支队主持的。虽然称之为千人大会，但实际上规模并没有一千人。千人大会的召开是为了审判一位四管乡的乡长和两位诸暨人，最终将郭如权斩首，将其兄长和乡长枪毙。
郭如权兄弟将金萧支队的信息泄露给国民党，出卖所知联络站，致使许多革命者被捕，并杀害了蒋明达的胞兄蒋方灿，最终自食恶果。
当时的乡长是国民党派的，他们为国民党办事，主要维护着地主的利益，不管普通老百姓。枪毙乡长是为了给那些地主和其他乡长一个下马威。土地改革之前，九成多的普通老百姓都是没有地的，地都在中农和富农手中，当时一亩地最多能生产两三石稻谷，但是几乎需要全部上交给地主。虽然没有稻谷，但是农民还能收获一点，他们能够借地主的地自己偷偷种大豆、萝卜之类的，这些东西可以不用上交，但是稻谷是必须要上交的。所以尽管农民被地主压榨，但农民为了生存还是为地主干活。
那时候共产党准备在这进行土地改革，改革的重点对象是地主，这需要通过打压地主来实现，当时农民听到土地改革十分地激动与喜悦。对于被地主压榨许久的农民来说，只要有一亩田就能自给自足。
因为土地改革，每个农民都分到了自己的地，所以更加支持共产党的行为。
叙述者：钟亢元 88岁（引坑村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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