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可以把西蒙的努力看成是为行政领域建立了一种科学研究纲领，其目标是构建一门以决策为中心的行政科学，分析的单位是决策的事实前提，这些前提构成了科学研究的领域，这一科学将以系统的实证调查为基础，是归纳性的，主要是描述性的，其研究结果将普遍适用于公共和私营组织。这样，行政研究就可以像任何一门科学那样，对组织实体进行合乎事实的正确描述，并在此基础上对组织行为进行解释，包括组织行为在哪些环境下有效，哪些环境下无效，以及特定组织设计方案的有效性与它们必须适应的环境之间的相关性。［3］
西蒙解释了决策制定过程中的价值要素和事实要素之间的区别，而这种区别通常是划分政策问题和管理问题的界线的依据。［4］他认为如果事实问题与道德问题之间的区分能成立的话，就可以得到以下结论：1.发明一定的程序机制，更有效地分离决策中的事实要素和道德要素，这可以加强⺠主机构的价值判断职能。2.把某决策问题分配给立法机关还是管理者，取决于决策问题中包含的事实要素和道德要素的相对重要性，以及对事实问题的争论程度。如果成功地实现了上述第一点，进行合理的分配就越可能，而且不必让立法机关的负担过重。
在论证有限理性的观点时，西蒙提出知识是一种发现手段：它能帮助人们发现在某个行为的全部可能后果中，哪个后果确定发生。知识的最终用途，就其作为抉择过程的一部分而言，是发现每个备选行为所带来的唯一可能的后果，这一作用也还只是部分地实现。知识在决策过程中起到拓宽认知、开阔思维的作用，帮助人们推测、发现某一行为带来的可能后果。由此及彼，这一观点不仅对提高管理过程中决策的效率大有裨益，而且有助于人们从手段——目的链的角度理解学习的意义、激励人们坚持学习汲取新知。
将“组织忠诚”的观点联系到实际工作中，我们不难发现这可能会导致部门以自身利益为重而对整体单位利益有所损害的重心失衡现象发生。过分的重视部门利益很可能会损害单位的整体利益。在目前的管理体制下，各部门为了完成任务，其工作的开展总是以自身为出发点，而割裂了工作的连续性和系统性，导致组织效率低下、事倍功半的现象时有发生。对于此，单位必须建立集中有效的价值认同机制，使各部门各小组乃至每个成员形成集体利益观、加强单位认同，认识到集体利益与部门利益、个人利益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从而实现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相互促进相互成就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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