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岩画对现代艺术有影响力吗？

　　Charlotte Elisabeth Pauli于1936年临摹的岩画《站着的母野牛》。

　　“二十世纪的艺术已经受到史前岩石绘画艺术所具有的伟大传统的影响。”1937年德国时任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的阿尔弗雷德·巴尔（Alfred Barr）这样说过。

　　除了“土著”艺术和“天真”艺术（孩子和精神病患者的艺术作品）外，1920到1930年代间，艺术家们对纯粹原始的表现形式的追寻引发了他们对史前艺术，尤其是最古老的人类艺术——岩画艺术的兴趣，这也是现代艺术发展中的第三个灵感源泉，亦是经常被忽略的源泉。不久前，德国柏林的马丁-格罗皮乌斯博物馆（the Martin-Gropius-Bau）举办了名为“史前时代的艺术”大展，呈现德国人类学、史学研究机构弗罗贝尼乌斯学院（Frobenius Institute）收藏的约100件岩画艺术复制品，并以相关的摄影、档案材料介绍欧洲洞穴、撒哈拉沙漠中部、津巴布韦大草原及澳大利亚内陆等地的岩画艺术历史。在约100件作品中，有许多弗罗贝尼乌斯学院大尺寸壁画的复制品。这些都展现了遍布世界各地的岩画艺术所承载的史诗般的历史。此次展览验证了这些之前从未被发现的绘画对现代艺术的影响，以及对艺术家们的启发。

　　Elisabeth Mannsfeld于1929年临摹的津巴布韦岩画《队列》（局部） 本版图片系德国法兰克福弗罗贝尼乌斯学院收藏作品。

　　岩石绘画通常是被雕刻或绘制在难以达到的地方，像在洞穴或沙漠里，但很多作品已经以大尺寸复制品的形式在欧洲和美国的一些城市中被一大批观众所熟知。德国文化人类学家利奥·费罗贝尼乌斯（Leo Frobenius）完成了世界上对这些复制品最完整的收藏。1912年的第六次非洲之旅时，他开始带着画家们作为抄画员踏上一段段“德国内非洲研究考察”的行程。北非，撒哈拉沙漠中心地带和非洲南部的著名岩画都当场被临摹下来，在这过程中通常存在巨大的风险。费罗贝尼乌斯后来也为了欧洲岩画去到过很多地区，像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北部和斯堪的纳维亚，甚至还有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直到1938年他逝世时，费罗贝尼乌斯累计收藏的有关岩画的临摹品已接近5000幅， 藏品都是彩色的，且大都保留了原有的尺寸（最大尺幅达2.5米高，10米宽）。这些藏品如今都收藏于法兰克福大学的费罗贝尼乌斯学院中。

　　这些作品创造的快要被忘记的、惊人的国际化参展记录直到最近才有了得以重现的可能：1930年代，这些临摹的作品几乎到过欧洲所有的主要城市进行展出，还到过美国32座大城市。在柏林的德国国会大厦（Reichstag）、巴黎的夏乐宫（Trocadéro）以及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等地的展出都广受好评。

　　Joachim Lutz与Leo Frobenius于1929年临摹的津巴布韦岩画《以牛皮包裹干尸的葬礼场面》。

　　早在1937年，现代艺术博物馆年轻的创立人阿尔弗雷德·巴尔（Alfred Barr）就确信“二十世纪的艺术已经受到史前岩画艺术伟大传统的影响”。因此，他将岩石绘画作品与其他艺术家的作品共同展出，例如与克莱（Klee）、米罗（Miró）、阿尔普（Arp）和马森（Masson）的作品一起进行展览。

　　反之，先锋艺术的兴趣对临摹岩画作品几乎没有影响，因为临摹作品只是被用来作为能移动的摹本，作为纯粹的科学性图像用来帮助验证史前最早期时文化和历史的发展。据费罗贝尼乌斯所说，在临摹史前岩画的时候，画手们必须“把自己的智力和精神都调整到与过去相符合的状态”。

　　然而，每个抄画员也都努力在作品的科学史料性和艺术性上寻找一个平衡点。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先锋艺术对史前图像产生的兴趣。多样绘画技巧的运用，时而用实验性的手法通过色彩和肌理来重现岩石背景的结构，对风化了的、形态不完整的母题的临摹，这些都印证了个人风格以及同时代艺术风潮的影响。

　　随着时间的流逝，岩画临摹品的地位也在改变。经历了从复制品到原始副本，再到原作的改变。临摹的方法是最初进行史料记录的首选方法，毕竟当时有色照片还没有问世，更不可能通过照片保留原始尺寸了。而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临摹这种作为科学记录史前岩画的方法则走向了尽头。一种将3D立体图像转为2D平面图的概念，加上对母题的理想化和戏剧化呈现，使得临摹的岩画作品失去了科学图像的资格。然而，临摹作品本身也在不知不觉中越来越自成一体，成为了一种特有的艺术形式，也是过去科技时代的“标准化石”，在这个时代里艺术和科学被更自然地结合在一起。德国文化人类学家马克·明策尔（Mark Münzel）认为，这些图像是“科学表现主义”的一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