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东亚博物馆（即远东古物博物馆）是北欧乃至欧洲汉学研究的中心，和中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联系。它的历任馆长包括考古学家安特生和汉学家高本汉等。然而，东亚博物馆在经历了过去几年被边缘化的命运之后，可能还将被关闭。
9月30日，瑞典国立世界文化博物馆主任安·福林向瑞典文化部提交了一份提案。该提案内容包含了一个长远的计划：关闭瑞典东亚博物馆、瑞典民族博物馆、瑞典地中海博物馆，并把它们合并成一个新的世界文化博物馆。瑞典学院院士马悦然对早报记者表示，“这意味着东亚博物馆（即远东古物博物馆）的丰富馆藏文物将不再对外开放。这一提议遭到瑞典多方严厉批评，尤其是那些珍视该博物馆中国文化的人。”
过去一周，瑞典国内媒体、学术界以及瑞典华人团体发起了抗议和请愿，希望政府搁置这一计划，保持包括东亚博物馆在内的三家博物馆的独立性。而东亚博物馆将被关闭的消息也让全世界汉学界感到惊讶，请愿网站上的许多签名来自世界各地。
请愿书流传全世界
马悦然第一个签字
于是，瑞典民间发起了一场拯救东亚博物馆的行动，一封正被广为扩散的请愿书上写着：“瑞典东亚博物馆的馆藏是独一无二的，自它于1926年创建就在全世界享有盛誉。这家博物馆若和其他两家合并为新的世界文化博物馆，那将是一场悲剧。东亚博物馆不仅有可能失去自己的身份，还可能失去其藏品附有的研究与内涵。而其藏书也将面临被装箱运走、从此下落不明的命运。”
“通过签署这份请愿书，我们要求东亚博物馆维持现状，与其独特的馆藏和图书馆共生，而不是成为斯德哥尔摩世界文化博物馆的一部分。我们还要求东亚博物馆再次考虑任命一位富有经验、对博物馆馆藏有广泛且深刻认知的馆长。该博物馆将重点关注艺术、历史与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从而再次成为东亚研究的中心。如今不管从政治还是经济层面看，东亚都是世界的焦点。了解东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要。”目前，这份请愿书分瑞典语和英语两版，签署名单上排在第一的便是瑞典学院院士、著名汉学家马悦然。
在世界汉学研究领域，乃至在整个世界中国和东亚文化收藏领域都有很高地位的瑞典东亚博物馆居然面临裁撤的命运。其实这几年来，马悦然一直在不同场合批判瑞典政府对待东亚博物馆的轻视态度。而东亚博物馆研究员司汉对早报记者表示，东亚博物馆这些年在瑞典一直在被边缘化，此次面临消失的局面，一个大背景是哥德堡建立瑞典世界文化博物馆，然后把东亚博物馆、地中海博物馆和民族博物馆三家合并迁入世界文化博物馆。而这一所谓文化计划的政治背景就是过去几十年瑞典乃至欧洲政界把“多元文化主义”奉为政治正确，他们认为把包括东亚博物馆内的三家博物馆合并是多元文化的具体体现。“这是政治正确的处理方式，但却是不尊重文化（非欧洲文化）的体现。”司汉说。
有意思的是，东亚博物馆、地中海博物馆和民族博物馆，以及世界文化博物馆的馆藏都是非西方文化，在奉行所谓多元文化主义原则之下，其实是一种对非欧洲文化的轻视和歧视。司汉向早报记者介绍，东亚博物馆的历任馆长都对东方有了解甚至有很深的研究造诣，但最近几年的馆长从来没有在东方生活过，也不懂那里的语言和文化，对这些藏品也不感兴趣，对博物馆的策展也有许多莫名其妙的解读，甚至是意识形态的解读，比如之前一个展览中把武则天解读为中国的女权主义，把唐朝解读为中国历史上的多元文化主义，“这完全是用政治来解读文化”。
“这是政客的构造，而不是自然的演变。但在我看来，这对东亚博物馆的馆藏和历史传承是一种毁灭。三家博物馆现在混在一起，就像你把一瓶意大利红酒、一瓶可口可乐和一杯豆浆混在一起，然后你称它这就是世界文化饮料。”司汉说，三家博物馆，尤其是东亚博物馆几十年来塑造的品牌和传统就没有了。
根据9月30日公布的几个方案，无论是三家合并还是将东亚博物馆与民族博物馆合并，都将面临各个博物馆的馆藏和展览面积急剧缩小的命运。司汉说，政府方面这样做是因为没钱，“我们确实没钱，政府每年给我们的拨款一半付了房租——房租是交给政府的，剩下的一半差不多也就够付工作人员薪水和日常维护，只剩下很少的钱可以让我们做点其他的事情。”
东亚博物馆主体部分
是从中国运来的藏品
瑞典学院院士、汉学家马悦然在给早报记者的回复文章中详细介绍了东亚博物馆的历史传承。他在文中写道：
1939年7月20日，瑞典政府任命哥德堡大学副校长、远东语言教授高本汉为东亚博物馆馆长。这些馆藏在当时就被认为是最珍贵的，它们有一段短暂但激荡的历史。其中王储古斯塔夫·阿道夫（即日后的国王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铁路工程师奥瓦尔·卡尔贝克以及地理学家安特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青年时代，王储在乌普萨拉大学修习古典北欧考古学。在1908年的一次伦敦之行中，他对中国瓷器产生了兴趣，后来这个兴趣又扩展到了中国陶器、青铜器、玉器和漆器。
1914年，由王储发起，斯德哥尔摩有了第一个中国艺术展。许多展品都来自王储的私人珍藏，其他展品则来自瑞典、德国和英国博物馆。1921年，王储当选为中国委员会的主席，这一委员会是几年前由热衷中国文化的瑞典社团的一些重要人物发起成立的。
1906年，安特生当选为瑞典地质学教授、主任。1914年，他辞去这一职位，接受中国政府的采矿事务顾问一职，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待到1924年。在1921年的地质勘探中，他发现了河南仰韶文化遗址，发掘出许多彩陶。在这一重要发现后，中国委员会开始资助安特生的考古发掘，他的足迹进而扩展到了河南和甘肃的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址。当安特生于1925年返回瑞典时，带走了大量史前时代的工艺品。根据和中国政府的协议，大部分文物日后需归还中国，后来它们确实回到了中国。但不幸的是，由于1930年代日军侵华，有相当一部分归还的文物后来遗失了。
1925年，安特生被任命为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地质学教授。同年，中国委员会主动将安特生从中国带回的珍贵文物移交给一家瑞典博物馆，条件是他们的科学研究可以继续，并将文物妥善保管。1926年，瑞典政府下令皇家文学、历史与文物学院妥善保管藏品，同时任命安特生为东亚博物馆首任馆长。
1939年，安特生从东亚博物馆馆长一职上卸任，由高本汉继任。在离开哥德堡大学之前，高本汉就发表了数篇对早期中国青铜时代研究具有奠基意义的论文。在高本汉担任东亚博物馆（1929-1958）馆长期间，得益于捐赠和购买，馆藏大量增加，主要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作品。
东亚博物馆并不是唯一一个对中国艺术和考古感兴趣的瑞典机构。瑞典国家美术馆中的中国艺术、考古文物可以追溯到17世纪，受惠于瑞典东印度公司，其馆藏日益丰富。自20世纪初，国家美术馆开始大规模收藏中国艺术品。1930年，喜仁龙（Osvald Siren）教授自东亚回到瑞典，带回了大量绘画和雕塑作品。1959年，东亚博物馆和国家美术馆的东亚藏品合并。两大馆藏互相补充，共同展现了中国艺术和手工艺品从史前时代到当代的发展。1963年，博物馆搬迁至一座18世纪的漂亮的大楼。新址位于船岛，毗邻国家美术馆和皇宫。
自1959年起，东亚博物馆接受了许多重要的捐赠，捐助主要来自收藏家以及两个资助机构，即中国委员会和博物馆友好协会。最重要的捐赠人是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他把毕生的中国艺术收藏共计2000件文物倾囊相赠。
在东亚博物馆的藏品中，只有5%由瑞典政府提供的资金获得。
据北欧华人网10月7日介绍，除了拥有丰富的中国藏品，东亚博物馆还是许多瑞典华人的情感寄托之处。这里每年都要举行盛大的新年庆典，每年都会有众多旅瑞华侨华人和瑞典民众一起欢庆农历春节。北欧华人网称：“这样一个中国和东方文化的象征和骄傲，如果消失，将是瑞典华人和全世界文化遗产的遗憾和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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