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整整80周年。他的声音，激发了一代又一代人，至今回响不绝。最重视鲁迅遗产的，除了中国，当属日本——不仅翻译和研究果实累累，鲁迅作品还被编入中学教材得到广泛阅读，鲁迅留学时的遗迹也得到妥善的保存和纪念。
“我2007年2月下旬去仙台，就是为了探访鲁迅留学遗迹。他就读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后来并入东北大学，他曾经上课的阶梯教室在东北大学校园里，100多年了，保存完好，定期开放。管理人员得知我是中国人，专门来参观，特意打开了围栏。”董炳月先生告诉青阅读记者。
董炳月先生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1994年留学日本，1998年获东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他长期从事鲁迅研究和日本思想研究，与日本研究鲁迅的著名学者多有交往。青阅读记者对他的采访，围绕着“日本人心目中的鲁迅”这一话题展开。
鲁迅是日本的“国民作家”
青阅读：鲁迅留学日本期间的遗迹，目前的状况是怎样的？
董炳月：仙台市政府是将鲁迅留学时住过的佐藤屋、上过课的阶梯教室等等作为文物保存的。日本人对鲁迅留学仙台的历史非常重视，曾经进行过三次大规模的调查。1936年鲁迅刚去世，饭野太郎主持了第一次调查；1955年，为纪念鲁迅去世20周年(1936—1956)，宫城县做了第二次调查；1973年为纪念鲁迅留学仙台70周年(1904—1974)开始第三次调查，花费5年时间，成果是1978年平凡社出版的一大本《仙台鲁迅的记录》。通过历次调查，弄清了鲁迅留学仙台时期的许多史实。最为珍贵的，是对鲁迅当年的同学等有关的人做了采访。调查非常细致，这是日本人了不起的地方。1965年，东北大学的人甚至发现了15张鲁迅在《呐喊·自序》、《藤野先生》里提到的幻灯片。
青阅读：您曾经谈到鲁迅是日本的“国民作家”，为什么日本人这么重视鲁迅？
董炳月：因为日本对“鲁迅”的形成作用太大了。日本的许多学者很清楚这一点。上世纪30年代初，京都大学的汉学家仓石武四郎就把鲁迅的《呐喊》用作汉语教材。1932年，著名作家佐藤春夫在《中央公论》杂志上译介鲁迅的《故乡》。当时日本出现了译介鲁迅作品的高潮，所以，鲁迅去世之后不到一年间，日本改造社就出版了七卷本的《大鲁迅全集》，这比中国出版第一套《鲁迅全集》还早了近一年。二战后，由于竹内好等人的翻译和研究，鲁迅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从1950年代初开始，鲁迅的《故乡》被选入日本的语文教材，成为保留篇目，延续至今。只要是上过中学的日本人，都读过鲁迅作品。日本人通过鲁迅作品来看中国，形成一种中国想象，也通过鲁迅作品认识转型期的日本社会和日本人。
鲁迅点燃了日本作家的创作灵感
青阅读：您的《鲁迅形影》一书，写到一些日本作家以鲁迅为主人公进行文学创作，具体情况是怎样的？日本作家是怎么想象鲁迅的呢？
董炳月：在日本，改编鲁迅的作品，或者以鲁迅为主人公的原创作品，很多。就我有限的阅读而言，值得关注的作品有如下三部：
一是太宰治的长篇小说《惜别》，写青年鲁迅和藤野先生的故事。小说是太宰治1944年末应日本文学报国会之约而写，官方目的原本是宣传《大东亚共同宣言》五项原则的第二项——“独立亲和”。但是，太宰治对鲁迅的仙台故事有自己的理解，不同于官方的旨意。这样，他就要寻找平衡。在《惜别》中，他描绘自己理解的青年鲁迅，同时委婉地讽刺了日本政府的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小说中的鲁迅形象很微妙。
二是霜川远志的戏剧《鲁迅传》，一共有五部，从仙台的鲁迅一直写到上海的鲁迅，三十多年的时间跨度，一百多个出场人物。这部戏50年代到70年代曾在日本全国各地的中学巡演，在民间的影响很大。作品最大的特征是彻底地把鲁迅常人化，在日常性之中理解鲁迅的本质，甚至虚构了鲁迅与秋瑾的恋情。
三是著名剧作家井上厦的剧本《上海月亮》，发表于1991年。这是一部颠覆性的喜剧，以1934年八九月间鲁迅的避难生活为基本情节，讲述日本医生为鲁迅治病的故事。井上厦有强烈的与鲁迅对话的自觉性，把鲁迅作为镜子照自己，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和鲁迅的价值观构成一种“反”的关系。但他的“反”鲁迅并不是否定鲁迅，而是通过对话为鲁迅的观念提供“另一极”，使鲁迅变得更丰富。
青阅读：与日本相比，中国以鲁迅为主人公的文艺作品好像不多。我们的障碍在哪里？
董炳月：是的。我想，最大的障碍就是“鲁迅太大”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也是大学者。面对这么一个“大鲁迅”，首先是意识形态问题不好处理。其次，如果拿鲁迅来写小说、剧本，作者自身如果没有相当的学识、修养和表现技巧，就很难写好。一般人把握鲁迅比较难，很难站在平等的位置来处理鲁迅，容易陷入被动。相比之下，日本作家就容易获得主动性，创造性能够充分发挥。在这个意义上，李静的剧作《大先生》可以说相当成功。我看过剧本，没看演出。面对鲁迅，李静的主动性很强。
日本战后的四代鲁迅研究者
青阅读：请介绍一下日本知名的鲁迅研究者。他们在日本学界是不是比较边缘？
董炳月：战后至今，日本的鲁迅研究学者大致可以分为四代。第一代的代表人物是竹内好。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有丸山升、伊藤虎丸、木山英雄、丸尾常喜诸位。第三代的主要人物有藤井省三、尾崎文昭、长堀祐造、代田智明等人。第四代是60后，还看不到什么代表人物。这或许意味着日本鲁迅研究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我这里主要是就东京地区说的，日本关西地区同样有不少优秀的鲁迅研究者，像北冈正子、山田敬三，也属于第二代吧。
这些学者在思想上基本属于左翼，就对中国的态度而言则是亲中派。日本的主流思想，战前是脱亚入欧，战后在美军占领下搞民主化，依然“欧美志向”。这种大环境中，中国研究者基本是反主流的。战后很长一段时间，日本大学的中文专业师生自称“少数民族”，有点自嘲的味道。中国改革开放、国际地位上升之后，情况大为改观。学中文、研究中国的日本人增加了，“少数民族”的阵营也壮大了。
青阅读：这些日本学者的治学思路有什么特点？在战后日本社会影响如何？
董炳月：一是重资料。无论是研究作家作品的，还是研究文艺思潮、文学运动的，都是如此。不像中国的文学研究界，有的偏重资料，有的偏重理论分析。最有代表性的是北冈正子。她的《摩罗诗力说材源考》，考察鲁迅1907年在东京撰写的《摩罗诗力说》一文的材料来源，考察了几十年，写了一本大书，在日本和中国的鲁迅研究界都有很大影响。
二是研究对象专一。像丸尾常喜先生，他把民俗学视角引入鲁迅研究，写了《人与鬼的纠葛》；长堀祐造许多年专心研究鲁迅和托洛茨基的关系，出版了《鲁迅与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在中国》，质量很高。
三是问题意识鲜明。比如竹内好，他通过研究鲁迅来重新认识什么是东亚的“现代”，认为中国的现代比日本的现代更有主体性。丸山升则注重鲁迅的革命思想和中国革命问题。这两位的鲁迅研究有深度，而且将鲁迅纳入了战后日本的思想界，所以日本鲁研界有“竹内鲁迅”和“丸山鲁迅”之说。
四是注重鲁迅和日本的关系。《摩罗诗力说材源考》就是考察青年鲁迅和明治末年日本文化的关系。伊藤虎丸的《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思想》也是如此。鲁迅和日本作家如夏目漱石、森鸥外的关系，藤井省三的研究成果最多。30年前他就出版过《俄罗斯之影——夏目漱石与鲁迅》，去年又出版了一本《鲁迅与日本文学》，连村上春树与鲁迅的关系都研究到了。
总体上看，战后四代日本学者的鲁迅研究，大趋势是逐渐学院化，思想因素在减少。这与70年代之后泡沫经济的发展、左翼思潮的衰退有关。鲁迅在60年代的日本影响很大，那是安保斗争的时代，竹内好成为思想领袖。90年代之后，鲁迅的影响力逐渐降低，与大的社会环境有关，现在的中国也一样。日本第四代研究鲁迅的学者尚未出现竹内好、丸山升、藤井省三那种类型的，原因当在于此。
青阅读：这些日本学者的研究，对中国学术界是否也有很大影响？
董炳月：90年代以来，可以说竹内好对中国的影响最大，成为话题了。不过，对竹内好的误解也最多。他的文集《近代的超克》编译出版了，但解说并不充分。竹内好对于“近代”、“超克”以及“鲁迅”，都有个人化的解释，而且这些概念和20世纪中后期日本的文化环境密切相关。我最近在翻译一本日文书《何谓“近代的超克”》，有助于中国读者全面理解竹内好。吉林大学的靳丛林先生，也在努力全面地介绍竹内好。
除了“竹内鲁迅”，丸山升对鲁迅革命思想的阐释，伊藤虎丸对鲁迅个人主义思想的研究，北冈正子发掘的史料，都对中国鲁迅研究界发生了影响。
鲁迅的日本观今天依然有效
青阅读：日本非常重视鲁迅，那么反过来，您认为鲁迅是怎样看待日本的？
董炳月：鲁迅对日本有深入的了解，谈及日本涉及的都是要害问题。现在，美国搞“亚太再平衡”，中日关系陷入低谷，这种情况下如何与日本这个国家相处，如何应对日本的挑战，我认为鲁迅的日本观依然有效。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鲁迅从未相信过“东亚”，没有对“东亚”抱幻想。他留日初期、在东京弘文学院读书期间，对明治日本的帝国主义本质就有清醒的认识。当时沙俄觊觎中国东北，中国留日学生开展拒俄运动，中国舆论界也普遍地亲日抑俄，但鲁迅不相信日本。据沈瓞民回忆，鲁迅当时就指出，“日本军阀野心勃勃，包藏祸心……若沙俄失败后，日本独霸东亚，中国人受殃更毒”。他甚至向在上海办《俄事警闻》的蔡元培等人建议，“持论不可袒日；不可以同文同种、口是心非的论调，欺骗国人；对国际时事要认真研究。”现在，“东亚共同体”是知识界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可以讨论，但讨论必须以对日本(以及其他东亚国家)的正确认识为前提。地缘政治存在于一切国家之间，国际关系就是国际关系。
第二，1936年，鲁迅在与日本人圆谷弘的谈话中明确指出：“要想同日本结成真正对等的亲善关系，中国没有对等的军事力量是不行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力量的均衡，就只能或者是奴隶，或者是敌人。”我们现在谈“中日友好”，应当记住鲁迅这些话。无对等即无真正的“友好”，壮大自己最重要。
第三，鲁迅批判中国人的国民性，我认为，他的范本是日本人的国民性。内山完造回忆，鲁迅曾对他说，“中国即便把日本全盘否定，也决不能忽视一件事——那就是日本人的长处——认真。无论发生什么事，这一点，作为中国人不可不学。”这种回忆符合鲁迅的逻辑，是可靠的。鲁迅厌恶中国人的“马马虎虎”、“瞒和骗”，斥责“做戏的虚无党”，而这正与日本人的“认真”相反，这是两国国民性最大的差异。按照我的理解，“认真”不仅是一种态度，而且是一种道德，与每一个国民、与社会的每个角落都有关系。日本现代化的成功，就与日本国民的“认真”密切相关。中国人如果也能有那种“认真”的态度或道德，我们的社会一定会完善许多。当然，这涉及到背后的制度、文化和价值观的支撑。我想，鲁迅的认真、真实、坚韧之中，有日本人国民性中积极因素的影响。
采写/本报记者 尚晓岚
摄影/董炳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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