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是英国人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于1865年创立的国际性基督教（新教）差会组织，带有原教旨主义色彩，旨在向中国人传播上帝福音，“去树立十字架的旗帜”。20世纪30年代，内地会已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新教传教团体，活动在安徽、浙江、湖南、湖北、甘肃、江西、江苏、贵州、陕西、山西、山东、四川、云南等省，拥有约300个传教站、1000多名传教士和数万名华人信徒。1934—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前后历经10余省。内地会英文杂志《中国大众》（China's Millions）北美版1934—1936年各期常刊有对双方接触的记载，对全方位研究红军长征史、内地会传教史有都一定的参考价值。
1934年10月初，中华内地会驻贵州的5名传教士及2个孩子，因被误认是间谍而遭红六军团扣留。他们是瑞士人薄复礼（Rudolf Alfred Bosshardt）夫妇，新西兰人成邦庆（Arnolis Hayman）夫妇及两个孩子，和加拿大人林荣贞 （Grace Emblen）小姐。已婚妇女和孩子当场获释。一星期后，林荣贞小姐获得自由。成邦庆牧师和薄复礼牧师则继续随行红军。
内地会贵州负责人、澳大利亚人罗宾逊（J. H. M. Robinson）在《中国大众》1935年4月号上撰文概述1934年的教务时，谈及了此事：
在旧州度过周末的薄复礼夫妇，拟于10月1日星期一返家，途中走了20里后遇到红军。红军把他们带到附近的村庄，那里有大部队。在那里，他们待了一夜。10月2日天亮前，他们又被带回旧州，安置在一家旅馆里。稍后，成邦庆夫妇也被带来。10月3日，红军继续行军，带走了林荣贞小姐、成邦庆牧师和薄复礼牧师。
林荣贞小姐因为跟不上行军队伍，在10月9日被红军释放了。她历经了艰难。头几天，他们被雨水淋得湿透，只能听之任之。一次，她突然跌入悬崖，幸好树丛救了她，否则将落入数百英尺的深谷，摔得粉碎。她的神经已经麻木，仅能惊叫和昏厥而已。林荣贞获释后，她和一个教内仆人找到了一处农舍，一些红军伤员很快也被带来，林荣贞小姐帮助他们疗伤。当仆人出去打听所处的位置时，一些土匪来了，劫走了他们所剩无几的物品。最后，林荣贞到达了石阡，和天主教徒待在一起。后来，恩布仑小姐又经独山到了海滨。
自从成邦庆牧师和薄复礼牧师被带走后，几个月里，我们一直在为他们和红军作祈祷。从我们教友那里转来几封信，里面说，他们现在很好，受到了善待。最后一封信来自湖南，时间是12月7日。
林荣贞在获释后，撰文回忆了她随行红六军团长征8天的艰难经历，刊于《中国大众》1935年 1月号，她这样写道：
在我被扣的日子里，确确实实地验证了上帝的万能。我们几乎没有东西可吃，却被赋予了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虽然红军给我提供了一辆“滑杆”，但前半段路还是得自己走。天下着雨，没有机会拧干衣服，更不用说换衣服了。不久，我的长袜破了，薄复礼先生将他藏着的一双给了我。星期六晚上，我提着灯笼走了大约25里。那天，我共走了50里路，可能还要多一些。当凌晨1时左右到达目的地时，我已精疲力竭，甚至无力脱下自己的鞋子。
天明时分，我们再次上路。累得几乎寸步难行，我请求休息。一位红军干部就此吩咐警卫，让我在行路时多骑马。然而眼下，我们必须走下一段非常陡峭的山坡，我的每一步都伴随着眼泪和痛楚。我们到达了一个傍河的村庄，此时枪声响起，前头的部队开始后撤。于是，我们又开始翻越一座高山。
翻山之前，我乞求上帝赐予特殊的力量，我的祈祷生效了！脚不再疼了，只有患风湿的髋部不时折磨着我。我请求休息时，警卫表示同意，而且显得很和善。恩聆和另一个苦力一直在我的身边，尽可能帮助我。我们爬到半山腰时，恩聆给了我一只鸡蛋，那是我当天早餐后吃到的唯一食物。
我们提着灯笼，在山上继续跋涉了很长一段路，事实上，那里根本就没有路。途中，我曾经栽进一处灌木丛中，摔下5—6英尺。幸亏有灌木阻挡，否则我也许会滚下几百英尺，跌入湍急的溪涧。确实是上帝拯救了我，现在我的生命显得倍加珍贵。我比任何时候都渴求能够活着，以此赞美、颂扬上帝。
我们走了很久，没遇见任何居舍，只得睡在山坡上。虽不适宜，但也别无选择。当然，我们没什么吃的。
星期一，我们又在行程中了。大约下午3点左右，我们在一片竹林中伐竹前进。其间，趁煮饭的时候，休息了一会儿。每人吃了半碗饭，然后继续向前。我从未翻过象那天这么高的山，也从未走过那天这么窄的路。夜幕降临，我们仍在行进，已整整走了一天，我好几次昏倒在山路上。黑暗之中，大约又走了10里，我再也走不动了，瘫到在草丛中。那里，没有食物，也没有被盖。
星期二白天，我们再次上路，朝山脚走去。途中，歇了一会儿。又大约走了3里后，我们看到了一间屋子和一些稻田自从星期天以来我是首次见到这样的景象。恩聆听到一位干部对我前面的警卫说道：
“这个洋人走不动了，放了她。”
当恩聆告诉我时，我简直无法相信，尽管主在星期一曾经说过：“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
就这样，我从星期一起被释放了……
加拿大人林荣贞的这些文字，是迄今所见的西方亲历者关于红军长征最早的报道和记载，文章发表于1935年1月，就在中央红军遵义会议召开的前后。以往认为“第一人”是斯诺或薄复礼，均属错误。
顺便一提的是，另两个外国人成邦庆和薄复礼在随行红六军团长征413天和560天后也分别获释。《中国大众》1936年4月号刊发了成邦庆的回忆文章《遭扣押的400天》。文章发表之时，长征尚未结束。成邦庆于1971年去世。2003年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安琳教授（Anne-Marie Brady）在澳大利亚发现了成邦庆留下的许多原稿，整理后于2010年在美国出版，书名是A Foreign Missionary on the Long March: The Memoirs of Arnolis Hayman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该书于2016年初由台湾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出了中译本，即《一个外国传教士俘虏的长征：成邦庆回忆录》，刘家峰、刘莉译。
薄复礼获释后，在西方先后出版了两部回忆录，两书内容基本一致，重点谈及了自己的“长征”见闻。它们分别是1936年的The Restraining Hand: Captivity for Christ in China，和1973年的 The Guiding hand: Captivity and Answered Prayer in China，两书均有中文节译本，前者是：R. A. 勃沙特著，严强、席伟译《红军长征密闻：神灵之手》（《贵州文史丛刊》编辑部1990年版）；R. A. 勃沙特著，严强、席伟译《神灵之手——一个西方传教士随红军长征亲历记》（济南：黄河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后者是：薄复礼著，张国琦译《一个被扣留的传教士自述》（北京：昆仑出版社1989年2月第1版）；《一个外国传教士眼中的长征》（昆仑出版社2006年9月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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