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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剧双璧
翻检我国戏剧史，不难发现，杨绛先生曾创作了四部剧作：《称心如意》《弄真成假》《游戏人间》和《风絮》。前两部是她的代表作，也是我国喜剧中里程碑式的作品，著名剧作家柯灵称其为迄上世纪80年代止“中国话剧库存中有数的好作品”，我国“喜剧的双璧”。
杨绛的戏剧创作是从1942年冬开始的。一天晚上，陈麟瑞请钱锺书、杨绛夫妇和李健吾吃烤羊肉，大家围炉而坐，各执一双二尺多的筷子，从火舌里抢出羊肉夹着干烧饼吃。陈麟瑞给大家介绍这是蒙古人的独特吃法，一边的杨绛立刻联想起《云彩霞》和《晚宴》中的蒙古王子和王爷，语惊四座。出于职业写作的高度敏感，陈麟瑞、李健吾便劝杨绛：“何不也来一个剧本？”自那夜的烤羊肉大餐后，朋友们的鼓励便成为杨绛难以忘却的美好记忆，她开始尝试写作戏剧剧本。
创作的冲动出于天然，杨绛很快便利用业余时间完成《称心如意》。剧本分别拿给陈麟瑞和李健吾看，他们各自提了不少修改意见。一天，杨绛接到了李健吾的电话：“你运气真好！你那剧本给佐临看中了，已经在排演了，就要出广告了，署什么名字呀？”杨绛惊喜之余，把学名季康二字切成了“绛”字，“就叫杨绛吧”。1943年春，《称心如意》正式公演，李健吾扮演徐朗斋，黄佐临任导演。全剧共四幕，李君玉父母双亡后，不得以投奔亲戚，寄人篱下，不被待见，游走于几位舅舅、舅妈之间，最终却被老舅公徐朗斋认作孙女继承了遗产，结局“称心如意”。
在李健吾的鼓励下，杨绛又写了《弄真成假》。男主人公周大璋仪表非凡，却家境贫寒，借舅父资助留洋，归国后崇洋媚外、爱慕虚荣，靠着一身行头和伶俐的口齿，信口胡吹混世界。在夤缘结识了地产商阔小姐张婉如后，立刻移情别注，疏远了原女友张燕华。书生对张燕华一往情深，她却矜才使气，费尽心机后，赚得与周大璋西湖旅行结婚。周母误以为张婉如要让儿子入赘，登门拜访，终于穿帮。剧末，周大璋与张燕华在破破烂烂的新房成婚，啼笑皆非，二人将错就错，枉费心力，“弄真成假”。
喜剧之外，杨绛还曾写了一部三幕闹剧《游戏人间》。1945年夏，四幕悲剧《风絮》由黄佐临先生的夫人、著名演员丹尼担任女主角，排演未完，抗战胜利，演员们各奔前程，首演也即此告停。杨绛亦改行做教师，不复写剧本。
泪和笑只隔一张纸
《弄真成假》较《称心如意》获得了更多的社会回应。简报、贺信纷至沓来，演员也以演出剧中角色为荣，联名写信给杨绛表达谢意。李健吾先生更是赞赏有加：“假如中国有喜剧，真的风俗喜剧，从现代生活提炼的道地喜剧，我不想夸张地说，但我坚持地说，在现代中国的文学里面，《弄真成假》将是第二道纪程碑。有人一定嫌我过甚其词，我们不妨过些年头来看，是否我的偏见具有正确的预感。第一道纪程碑属诸丁西林，人所共知；第二道我将欢欢喜喜地指出，乃是杨绛女士。”
杨绛风俗喜剧非以夸张的讥讽和故弄玄虚博得眼球，力在带给观众无穷的回味，通过呈现辛酸的现实，含蓄蕴藉，让人在回味中从心底发出笑声。《称心如意》剧中李君玉从北平到上海投奔几位舅舅们。大舅母担心丈夫有外遇便收留下李君玉做她的眼线，却遭来舅舅的百般挑剔。二舅妈害怕李君玉害了自己儿子，又将其推给四舅。四舅待她不错，却被为富不仁的舅妈嫌弃，百般折腾。最后，李君玉被踢给舅公徐朗斋，却意外地继承了他的家产，并获得一门亲事。在众位亲戚的推搡下，李君玉不但没有失落，反而有了圆满结局，最终“称心如意”，她最后笑，笑到最后。这种笑是用泪水稀释过的，含蓄蕴藉，意味悠长，直击观众内心。
正像鲁迅所说：“笑和泪只隔一张纸，恐怕只有尝过泪的深味的人，才真正懂得人生的笑。”杨绛是将自己生活中的感受写进了喜剧之中。英国留学回国后，钱锺书、杨绛辗转来到沦陷的上海。当时正值上海物资匮乏的艰难时期，生活保障成为最大问题。日本人分发的面粉质量低劣，色泽暗黑，含有大量杂质，麸皮居半；米中多粞，杂有白的、黄的、黑的沙子。无奈之下，钱锺书和杨绛常戴着眼镜在午后用镊子挑拣米中的各色沙子。街头巷尾流行的歌谣一直深深印刻在杨绛的心里，直至晚年：“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多少的声音都从它起，前门叫卖菜，后门叫卖米。”随就接上的一句叫卖声：
“大米要吗？”(读若“杜米要？”)成为牵动市民内心的重音。
终于买到了大米，但是煤厂总推没货。煤球掺着泥烧，掺的煤灰多了，太松，一着就过火。卖木柴的，卖钢炭的，都要多加留意，不能错过。杨绛回忆，有一次煤厂送了三百斤煤末子，她视为至宝。因为煤末子是纯煤，比煤球占地少，掺上煤灰，可以自制相当四五百斤煤球的煤饼子，真可谓火中送炭。但是还要把煤炉腰身搪细，那样省煤。烧木柴得自制“行灶”，还得把粗大的木柴劈细，敲断。正是在为日常的柴米油盐犯愁时，小学代课的杨绛业余写作了《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
在《喜剧二种》的《重版后记》中杨绛表达了她久藏的心声：“如果说，沦陷在日寇铁蹄下的老百姓，不妥协、不屈服就算反抗，不愁苦、不丧气就算顽强，那么，这两个喜剧里的几声笑，也算表示我们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始终没丧失信心，在艰苦的时候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杨绛先生以乐观情怀谱写的《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曲调婉转悠扬，在沦陷的上海剧院中，将乐观的笑声传递到人们内心。
“数一数二的戏剧家”
2016年5月25日，105岁的杨绛先生在北京辞世，“我们仨”终于在天国团聚。晚年的杨绛在钱锺书和钱媛去世后，便开始了“打扫现场”工作，以耄耋之年投入到极为繁复的手稿书信整理中。七万余页的手稿必须从头厘清头绪，才能进一步编辑整理，并且，由于历经年岁，手稿纸质已经发黄变脆，字迹模糊，这无疑给年迈的杨绛增加了更多的工作量。然而，《钱锺书手稿集》（影印本，40卷）还是在2003年出版了。
在钱锺书眼里，杨绛是他“最贤的妻”。钱锺书对于家务算是一窍不通，杨绛便担负起了所有家务活。英国留学期间，杨绛怀孕生下女儿钱瑗，牛津“坐月子”时，仍不时“支招”钱锺书，指挥他处理简单的家务。同时，杨绛的才华也让钱锺书感到佩服。1959年，钱锺书为杨绛写诗一首：“弄翰捻脂咏玉台，表编粉指更勤开。偏生怪我耽书癖，忘却身为女秀才。”
说到杨绛与钱锺书的才华，不得不提喜剧两种《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在上海演出后的反响。《称心如意》公演后，杨绛已是家喻户晓的名人。在一次朋友聚会上，友人们三三两两，相互寒暄，朋友在介绍完杨绛后，对身旁的钱锺书这样介绍：“他是杨绛的先生”。虽然对夫人杨绛的才华早已感佩在心，然而，作为名门之后、清华才子和牛津博士，一向恃才傲物的钱锺书还是脸上有些挂不住。数日后的一天晚上，夫妇二人从剧院走在回家的路上，钱锺书对杨绛说，要写一部长篇小说。杨绛听后自然百分支持，她让钱锺书减少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授课的时间，辞退女仆，进一步减少家庭开支，自己甘愿“做灶下婢”。
杨绛打小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完善的学校教育，父母亲戚中不乏文人名士。耳濡目染的影响，杨绛清华毕业前就在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写作”课上提交了处女作《璐璐，不用愁！》。经朱自清推荐，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林徽因编辑《大公报·文艺副刊·小说选》时亦将此文收入，同期还有沈从文、萧乾、老舍、李健吾、凌淑华等人的作品，都是当时名家。杨绛的文学素养从那时起便已奠定。
1947年，钱锺书《围城》出版后，文学界轰动了，不到两年就出了三版。解放后，一度绝版30年，1980年再次重印，在青年中激起了强烈反响。1989年，《围城》即将搬上银幕，杨绛边读剧本，边逐段修改。其中广为人知的那段著名的旁白“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出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竟出自杨绛之手。钱锺书再次被夫人杨绛的才华所折服，称其：“深获我心。”日月同辉只是一种理想状态，钱锺书因《围城》而闻名海内外，杨绛默默在背后奉献着。钱锺书一首诗交待了心迹：“世情搬演栩如生，空际传神着墨轻。自笑争名文士习，厌闻清照与明诚。”前两句赞美了杨绛的戏剧，后两句已将自己许多年前的心态表露出来。对于夫人打理家庭和照顾自己，浪费掉的青春才华，钱锺书是怀有愧疚的。
“文革”及之前数年间，杨绛几乎从戏剧界消失。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戏剧界开始反思我国的戏剧成就和发展历程，《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杨绛先生的戏剧成就也得到较为全面的认识。曾生活在上海，见证了日伪统治下上海文学和戏剧发展的福建籍旅美华侨学者罗郁正在1982年写给友人林志纯先生的信中对杨绛戏剧成就作出了评价。原信如下：
志纯老师：
昨天晚上在杨宪益夫妇家里吃饭，和杨炽谈了一会才知道您已离京返校。匆忙中未及再谈至怅，蒙约聚餐，盛意只能心领而已。附上照片两张，系去年所摄者，一帧烦代呈夏鼐先生。
昨天中午和钱钟书先生晤谈一次，他们伉俪都是无锡人，夫人杨绛原是数一数二的戏剧家，和Lena邓家也有世交及亲戚的关系。谈起来特别有劲。
此后还有一二次宴会，我已定16日往天津，十七夜往济南，然后飞武汉，再转上海。去不去福州还没有把握。
匆此先行报告，余容下次北京见面时候再谈，夫人均此问好。
顺祝 健康
学生罗郁正呈1980年5月12日
罗郁正对杨绛了解几何，无从知晓。信中可堪注意者，“夫人杨绛原是数一数二的戏剧家”是罗郁正与钱锺书、杨绛夫妇见面后作出的评价。笔者通过梳理，大致罗列出以下罗郁正与杨绛之间三层或可称为关系的关系。其一，他们关系的一个中间人物是著名戏剧家陈麟瑞（石华父）。杨绛在《怀念石华父》中说：“我学写剧本就是受了麟瑞同志的鼓励，并由他启蒙的。”可见，陈麟瑞与杨绛关系密切。至于罗郁正与陈麟瑞相识与否，并不清楚，只知道陈麟瑞之妻柳无非是与罗郁正相识的。他们同为著名的翻译家，柳无非之兄柳无忌与罗郁正也是至交。1975年，两人曾联络中美汉学家刘若愚、傅汉思、宇文所安、倪豪士等人翻译中国古诗词《葵晔集：汉诗三千年》。其二，罗郁正与杨绛之间有着“同窗”之谊。留美之前，罗郁正先生曾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跟随当时任教该校英文系的名教授王文显（JohnWong-Quincy）学习外国文学。到上海任教之前，王文显曾在清华外国语言文学部任教授、主任，杨绛在其门下学习多门课程，并深受其戏剧创作之影响。若以戏剧家王文显作为二人交际的媒介，罗郁正与杨绛在文学方面原是师出同门。其三，即为罗郁正信中所说的这次见面，Lena（指罗郁正夫人邓瑚烈）与钱锺书有世交和亲戚关系，这无疑也是促成这次见面的一个理由。如果这三层关系成立，罗郁正对钱锺书和杨绛的关注度和了解的程度都要更深。罗郁正作为解放前上海文学演变的见证者和中外比较文学的研究者，他对杨绛解放前在上海的戏剧创作所作的评价也应该是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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