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获批“市级民办非企业博物馆” 再现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往事
上海是中国现代印刷术的发源地。我国新兴民族印刷工业的两大代表——1897年创立的商务印书馆和1912年创立的中华书局都诞生于上海。它们不仅十分讲求出版物的印刷技术和质量，还较早引进德、英、美、日等国先进的印刷设备和技术，为出版业的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
今年9月在青浦现代印刷基地挂牌的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日前获批“市级民办非企业博物馆”，是上海报业集团旗下唯一的博物馆。目前该馆已拥有藏品900余件，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历史文物自成一馆。10月31日，早报记者走进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听馆长林伟成讲述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早年的印刷故事。
商务印书馆：曾是日军
进犯时的重点攻击目标
1897年，商务印书馆创立于上海。创办人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原是外国人在上海开办的报馆和书馆的排字工人。他们集资3750元，租屋三间，购机器数台，办起了这家小印刷工场，起名为商务印书馆。
早期，商务印书馆以印刷为主。1902年，翰林出身的张元济抱着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进入商务。经他擘划，商务成立了编译所、印刷所和发行所，并聘请蔡元培为编译所所长。不久，蔡元培离开上海赴青岛，由张元济任所长。张元济请来一大批学者和专家加盟商务，开始组织编写新式教科书，译印外国名著和编纂出版各类辞典工具书，使商务真正成为一家出版企业。
从1907年开始，商务印书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在1932年之前达到鼎盛，总人数达到4500人。其中，编译所积聚了大批学贯中西的人才，发行所在海内外开办了36家分馆，印刷所在北京、香港设有分厂，拥有当时最先进的印刷设备和印刷技术。
当时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遍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技术、文学艺术、儿童读物、教科书、辞书等各个门类，还出版数十种杂志。
比如《东方杂志》。它是我国期刊史上首屈一指的大型综合性杂志，初为月刊，后改为半月刊。它历经清末、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各个重大历史时期，成为近现代史的见证。梁启超、蔡元培、严复、鲁迅、陈独秀等著名思想家、作家都在该刊发表过文章。
在很多人看来，商务印书馆最为辉煌时期可以与当时世界上任何大型出版社相媲美。
然而，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进犯淞沪，明确将商务印书馆作为重点攻击目标。商务印书馆上海总管理处、总厂及编译所、东方图书馆等被炸焚毁，被迫停业。后经过半年努力，商务印书馆于同年8月1日复业。复业后，小学、初中用的全套教科书以“复兴”冠于书名。到1936年，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占全国总量的52%，依然领先于国内同业。
中华书局：旧中国时期承印有价证券和钞票
再说中华书局。1911年，还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的陆费逵料定革命后的教科书将有一番改革。于是陆费逵开始和戴克敏、陈寅、沈颐等人一起筹集资金，秘密编写新教科书，准备创建新书局。1912年元旦，由他们集资25000元创办的中华书局宣告成立。
在中华书局局长陆费逵的主持下，《中华教科书》在学校春季开学前问世。这套教科书有初等小学、教授书、高等小学、中等师范用书共49种183册，是清朝覆灭后首套适合共和政体的教科书，一经发行，风行全国，奠定了中华书局在出版界的地位。
中华书局紧接着添加资本，广设分局，自办印刷。为保证出版物的印刷技术和印刷质量，陆费逵和助手唐陀多次去日本考察。他们引进了德、英、美、日等国的先进设备，请德国专家史密斯特来上海传授最新制版、印刷技术。
1916年6月，占地40余亩的中华书局静安寺印刷总厂建成。他们加快引进国外先进的印刷技术和设备，一方面发展胶印力量，一方面积极筹建凹版印刷，为以后大量承印有价证券作了准备。那年9月，中华书局分局增至40处，附设藏书楼于编辑所，已跃为全国第二大书局。
1919年到1921年，中华书局还揽到了克劳广告公司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广告画、香烟盒的印刷业务。1930年，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出任中华书局董事，总厂开始大规模承印有价证券和钞票。1935年至1949年，中华书局先后承印有中央银行的法币券、关金券、金圆券、银圆券，以及中央银行的四川兑换券、国币辅币券、铜元券，中央银行的东北九省流通券，广东省银行（银元）券等钞券。
1935年中华书局澳门路新厂建成，总办事处、编辑所、印刷所、图书馆陆续迁入。也就在这一年，中华书局新置德国凹版印刷大电机。此机为德国政府印刷局专利，高宁鲍厂承造，为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快的凹版印刷机。到了1936年，中华书局印刷总厂印刷门类齐全，拥有各类印刷机械300多台。当时中华书局在全国印刷业排名第二，彩印排名第一，这是中华书局在旧中国的全盛时期。
http://www.dxsbao.com/art/14968.html 点此复制本页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