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也终有一死，我不可能永远做一个幸存者，死亡的筛齿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在这样的人世萧条面前，我想要做的是游戏中的记录者，请身边所有的人留下遗言。如果有人没有遗言，就记录下他们的沉默。”
半秃着的头、黝黑粗糙的皮肤、眼角爬满了细纹，笑起来的时候牙齿还有些泛黄——他，叫袁凌，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陕西农村，是一位资深记者和非虚构写作作家。
出生农村的他，从小就对生命的脆弱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把命运比作一幅巨大的筛篮，只有躲过了筛眼，留在筛篮里的人，才能够存活。他曾感叹：“一个乡下孩子活下来和长大的过程，也就是他身边的人不断死去的过程。”因此在成长过程当中，他见证了实在太多的逝去，而这些逝去，最后都存留在了他的故事里。
时隔多年，他依旧清楚地记得。2001年，当时的袁凌刚成为《重庆晚报》的一名调查记者。那一天，重庆的烈日似乎是想要连空气都融化，一路上人迹难寻。袁凌穿梭在重庆两路口河菜园坝火车站之间的棚户区，寻找着这个女孩。初次见到她，是在一辆板车上。女孩坐在车上，肚子肿得很大，双腿也随之浮肿，已然丧失了行动的能力。养父母从早到晚在外讨生活，女孩无人照料，大小便都只能在车上解决，接近40度的大气中混合着灰尘，夹杂着恶臭。
在这之前，女孩被送到附近的一所妇幼保健站进行检查。结果显示，女孩的子宫已经完全被摧残掉，而且女孩的先天性心脏病还因此诱发。
他蹲下身，想要从女孩儿口中问出一些以前的事情，可女孩只是盯着他，默不作声，甚至夹带着一丝敌意。所有的担忧汇聚成一阵冲动，袁凌接着问：“你想不想活？如果想活，把真相说出来，才会有人帮你，不然就没人能帮到你了。”最终，袁凌得知了真相。于是他当即回到报社，写下一篇名为《谁来搭救小红萍》的报道，随即引起了公众广泛的关注。可正当袁凌想要再为女孩做些什么的时候，也就在报道发布的第二天，他收到了小女孩逝世的噩耗。最后，袁凌只是在书中写道：“我没能帮到她，尽管她曾经面对着我的眼睛，留下遗言：‘我想活’。”
但是袁凌本该活在聚光灯下。
当年，他是当地唯一走出大山的大学生；后来，他考取了复旦大学研究生；在2003年，又考取了清华大学博士——一切本都足以让袁凌过上舒适的生活。
然而，他却不止一次地选择了清苦。一直以来，他都认为，乡村才是自己应该待的地方，不管是为了文学创作，还是为了新闻信仰。他只是本能地选择了用笔墨给予底层人民更多的关注。回到家乡之后，袁凌沉浸写作，并且乐在其中。
他时常与当地的一些“阴阳先生”交流作伴，因此见识到了常人见识不到的生死之事。或许也正因如此，袁凌对死亡才有了如今这样透彻的见解，也才会在对生命的敬仰上达到了别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可是，他的耳边也会时不时传来质疑：当地的人们只是以为，他回到家乡是迫于漂泊生活的难以维持——没有一个人理解他的信仰，他的狂热。在被迫离开家乡的时候，袁凌承认，自己曾经一度掉入了文学的深渊之中，并且无法自拔。但他也确实后悔：“可是，这是一种罪，我当时就是把自己填进了我的深渊，还填进了我的父母、我的家庭，最后还失败了，我最终没能一直待在那里，出来了。”
回到城市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他投稿处处碰壁、在多家媒体辗转但一直无法安定下来，成为了曾经同事的属下、拿着大学毕业生的薪水、睡着几百块钱一个月的出租屋。死亡不断叠加，生活不尽人意。而这一切对于袁凌来讲，无疑都是沉重的打击。因此，对于袁凌来说，那段时期是灰暗的。
好友柴静曾说：“他不允许自己转过头去，就好像他活着对死者是个亏欠，些微的幸福对于这些苦难之人是个亏欠。他的写作，是浸没在这些人的命运里，活上一遭，以作偿还。”
但所幸，袁凌没有崩溃。他曾说过，活着本身就是一个忍心的过程，这就是他对整个生命的感受，就像他见识了那么多的死亡，经历过锥心的情感挣扎，可是没有办法，还是要硬着心肠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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