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刚写《三体》的时候，没想到过自己会有今天。”2016年 10月21日，刘慈欣和阎连科等中国作家一起参加法兰克福书展时说。《三体》的第11个外语版——德语版出现在今年的法兰克福会展中心展台上。面对七千多个展台，阎连科说他感觉“就像乡下的孩子进了北京城” 。
“中国的阿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 ”——法兰克福书展的海报上这样介绍刘慈欣。《2001太空漫游》是阿瑟·克拉克广为人知的作品，他被称为三大科幻小说家之一。
在此之前不久，今年10月10日，中国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邀请刘慈欣为中国火星探测工程的“形象大使”。
去年《三体》英文版在美国科幻文学大会上得到了“雨果奖”。该奖项和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无关，而是为了纪念美国科幻作家雨果·根斯巴克。美国总统奥巴马去年冬天在夏威夷度假时，就随身携带了英文版的《三体》。
在法兰克福书展后，刘慈欣接受了南方周末的专访。
南方周末:奥巴马读《三体》这件事，你能说说所知道的情况吗？
刘慈欣:他肯定是看过的，白宫的人还找到出版社要了第三部的英文版。那时第三部还没有出版，他们还买不到。第三部要了好多套，不止是给奥巴马。我们很吃惊，不知道要那么多套干什么用。但是奥巴马没有对此发表过评论，白宫的人也没有，所以我并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看这本书。奥巴马看《三体》，是出于兴趣呢？还是想借此了解中国未来的某种想象？我说不清楚。但他能看这本书，我觉得是件好事，从小的方面来说是对书的宣传，从大的方面来说，如果这本书能让他对于人类跟外星文明接触这个问题有更多重视的话，那这可以算是这本书所取得的一个成就吧。
南方周末:英文版的《三体》你觉得怎么样？你还在学习英文吗？
刘慈欣:《三体》英文版翻译得很好。我现在没有必要再去学英文，能看懂书就行了，像我这么大岁数还去学英文干什么？读任何原著，包括英文原著会给我带来创作的新思路。如果已经有中文版了，我就读中文版。那些还没有翻译成中文的，我会去读英文版。我去年读了一部小说，叫“The Astounding, the Amazing, and the Unknown”（震惊、好奇和未知），印象很深，讲的二战时期美国军方把科幻作家们都集合起来，让他们用科幻的想象，来创作一种高科技武器的故事。读英文书会比读中文书慢一些，吃力一些。我去读的原因也很简单，没有被翻译过来，我就只能去读英文版。
南方周末:除了地球文明，你相信有地外文明吗？如果有，他们之间是怎样的距离呢？你会以什么角度观察不同文明？
刘慈欣:从科学角度上谈，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发现外星文明，也就没办法知道我们离外星文明究竟有多远。我自己会以一个现代人的目光去观察不同文明，而不止是东方人的角度，毕竟我受的教育不完全是东方的教育。学到的科学知识，阅读的科幻文学，都是西方的舶来品。站在更远的角度上看，如果把全宇宙比作一个城市，比如北京或者纽约——法兰克福有点儿小，银河系就只是城市里的一栋大楼，而太阳系只是这栋大楼的地下室，至于地球，则是地下室里的一个储物柜。地球上的文明就像一个柜子里的文明。传统文学的角度往往是描写柜子里发生的事，而科幻文学的角度是用想象力帮助人们打开柜门，走出大楼，到城市的超市和公园到处去看一看。
南方周末:你说严肃文学描述的是人类在柜子里的事，科幻文学写的是人类走出柜子。你怎么定位科幻文学在整个文学中的价值和地位？
刘慈欣:科幻文学可以超越其他文学的在视角上的限制，有更广阔的时空视角。比如传统文学写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科幻文学还可以描写人和大自然的关系。现实主义文学主要描写现在和过去，科幻文学可以描写未来。
南方周末:你有没有科幻文学作为类型文学，终究低于严肃文学的忧虑?
刘慈欣:我没有这方面的忧虑。毕竟科幻文学既可以是类型文学，又可以是严肃文学。科幻文学在世界范围内有不同的倾向，在美国偏类型文学，在欧洲偏严肃文学。这种倾向性不止是在科幻文学领域，其他艺术领域其实也一样，比如欧洲更多文艺电影，美国更多大众电影。其实，即便是作为类型文学，也并不比所谓的主流文学要低。无论是主流文学还是类型文学，都会产生经典和平庸的作品，不存在谁高谁低的问题。在全球范围内，严肃文学和科幻文学通常来说并不会发生太多的关系，它们是两个领域，相互之间并不太会注意对方。
南方周末:你认为中国的科幻文学出现得是不是晚了些？
刘慈欣:不算晚吧，科幻文学毕竟都有近二百年的历史了。中国的科幻文学在清朝末年就出现了，经历了一个世纪的科幻文学，不能算出现得晚了。翻译外国的科幻文学可以说是中国科幻文学萌芽，最开始翻译凡尔纳的作品，以及一些日本科幻作家的作品。中国本土创作的第一部科幻文学，据考证是荒江钓叟的《月球殖民地》。清朝末年出现了大量的科幻小说，其中比较著名的作者，比如梁启超就写过科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他在小说里想象了未来发展得很强大的中国。还有一个描写上海世博会的科幻小说。这个趋势一直发展到民国时期，五四之后不知道什么原因，科幻小说的数量就相对较少了。五四之前的那个阶段，可以被看作中国科幻小说的第一个繁荣期，能考证到的有上百篇。
南方周末:在你看来，中国早期的科幻小说和现在的科幻小说有什么变化？
刘慈欣:那时的科幻小说被当作抒发强国梦的一个工具，主题大多是设想未来的中国多么多么强大，怎样战胜了世界列强，立于世界民族之巅。当时的作者对于现代科学并不是很了解，小说出现的科学混杂着很多旧的迷信的东西。故事性不强，可能是因为急于表达强国梦想。这批作者对于西方的强盛持以羡慕的态度，他们迫切地希望把西方的强大科技引介到中国来。那个时候的科幻写作很难发现称得上是很经典的作品，更多的意义应该是文献价值。现在的科幻写作并不存在过渡的使命。当今国内的科幻写作风格多样，几乎一个作者一种风格，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现在国内的科幻创作。现在的科幻小说会比以前难写。因为科技现在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了，不像以前那么有神秘感。现在的科幻想象差不多处于一种瓶颈的阶段，饱和的状态。我的科幻小说会有这样的难题，对于别的科幻作家，也许可能并不犯难。
南方周末:换言之，人类已经打开了柜门？人们对柜门外的世界不再有新鲜感了。
刘慈欣:我所说的柜门，是指地球的大气层。人类打开这扇柜门了吗？现在全球有七十多亿人，可目前为止上过太空的只有四百人，而且人类足迹所到的最远处只不过是月球。我们完全没有打开太空的大门。更多人想要走出这扇门，只能靠想象。而想象并不能算是真正打开这扇门，可你又不能亲自去太空一趟。打开柜门换句话说就是飞向太空，只能靠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努力，由国家和政府来实现。飞向太空并不是科幻作者力所能及的。科幻作者能做的，是让人们产生对宇宙和太空的兴趣，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但又可贵的努力。
南方周末:你的小说里似乎有一种进化论，宇宙文明进化论，强调弱肉强食。你曾用计算机语言做了一个宇宙文明模拟器，这个模拟器描绘高级文明消灭低级文明从而升级。
刘慈欣: 那是很早的事了，当时用的还是刀子系统，没有图形界面。当时为了学习C语言的编程语言，加上对于科幻的兴趣，就编了一个这样的模拟器。假设宇宙中的每个文明就是一个点，每个点只有参数，没有内部细节。这就符合从远处观察宇宙文明的状态。站在足够远的地方，观察到的宇宙文明，就只是一个点，看不到它的内部细节。每个星星就是一个一个的点，你看到的文明其实就是星星。只有你站在地球上，你才能看清地球的细节。
南方周末: 你在小说中的理论，多次提到用各种简化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比如宇宙由高维向0维跌落，宇宙重生。你喜欢建模推导或者说是运算化的方式来写作？你在小说中的理论，多次提到用各种简化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某个程度上，你是在借助工具思考问题，在你看来，技术的进步是解决复杂问题的出口吗？
刘慈欣:科学技术的进步是解决复杂问题最有效的办法。但是，越先进的技术，它负面的危险性也就越大。正确的技术发展趋势，应该是尽量的去避免负面因素，去避免它所带来的危险。具体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避免，这个问题对我而言太复杂了，我说不清。
南方周末: 除了避免技术发展的负面因素，在小说里，星球为了生存，另一个措施是主动攻击潜在竞争者，它和一些现实不无暗合。当小说里的“降维理论” “黑暗森林法则”在商业领域被视为一种成功学信条时，你怎么看这种解读？
刘慈欣:小说写完以后，它就属于读者了。读者觉得小说有意思的话，会解读出自己的东西来。这在我看来是很正常的文学阅读的结果。但是读者解读出来的，并不一定是作者就想到的，对吧？科幻小说的作者最大的精力，往往是思考，怎样用想象力来构造一个好的故事。读者解读出来的商业方面的内容，可能跟读者的身份有关。自然就会有经济学或者社会学的解读。但我在小说中，什么学都不想介绍。我想的，就只是讲一个好的科幻故事。我从科学中寻找科幻资源，基于对科学的想象力来构造创作，并不是用科幻小说来普及科学。用科幻小说来普及科学，我认为这其实也是做不到的。
南方周末:你自己会关注最新的科学科技动向吗？
刘慈欣:很关注，十分关注。宇宙学，物理学，航空航天，人工智能。这些我都在关注。感兴趣是我关注科技的最原始的动机。一些感兴趣的新资讯，就有可能运用到我的下一个作品中。关注科技动向，本身就很有意思。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待《三体》在后来预言了一些科学发现。
刘慈欣:说中了，我自然会高兴，但心理其实很清楚，这并不说明作者在专业方面多么有远见，多么有预见力。这很可能只是一种巧合。我在小说里描述的是科学的方方面面，肯定会有巧合。举个例子，一个手表没有电池，即便指针不走动，每天都能有两个瞬间与现实的时间点吻合。既然我在小说里写了那么多的科学想象，未来的某一天哪个刚好实现了，也很正常。我们只是写科幻小说的，不是科学家，也不是学者。
南方周末: 《三体》主人公的身份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变化，从国民到世界公民再到地球人，甚至到人类之主的巅峰状态，然后突然从小宇宙的所有者坠向灭亡。小说主人公以上帝般的悲悯，最终却把世界推向毁灭。为什么你设计了这么多种身份？
刘慈欣: 主人公的身份，其本身而言只是一个符号。它这个符号代表我们普世认为最正确的道德体系。我的考虑是，价值观和道德体系并不是绝对的，它是不断在变化的，道德标准应该是随着人类所处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每个时代都有适应那个时代的道德体系和价值观。如果我们把道德体系和价值观视为僵化的不变的，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也是我在《三体》第三部想要表达的主题。
其实我所有的科幻小说，都只想表达一个东西。就是想讲一个好看的故事，让读者兴奋，感到震撼。至于这个故事写完后想表达什么，我真的搞不清楚。别人想怎么解读都可以。我的注意力只在把故事写得好看，我并不会先把主题想清楚之后才去写。
南方周末:飞向太空，在宇宙中遨游，可以说是一种美好的愿景。你的小说中，人类飞向太空之后，为什么却写末日景象和人性阴暗？
刘慈欣:我从来没有一篇科幻小说写的是人类努力飞向太空却把自己导向毁灭的。《三体》中，导致人类毁灭的，不是人类飞向太空的种种努力，而是外星人的入侵。而飞向太空恰恰是从毁灭中逃脱的唯一办法。至于飞向太空之后的各种副作用，其实理解起来很正常。毕竟各项事业都有可以想象或者想象不到的副作用。
南方周末:前段时间一部大学生短片《水滴》勾勒了你对《三体》电影的理想，《三体》 电影刚筹备时，小说还没有受到这么密集的关注。现在电影面临很大的压力？
刘慈欣:我对《三体》电影的期望是，它应该是很好看的，要有科幻的感觉。导演和制片是否有压力，你要去问他们，我不知道。《三体》电影作为一个电影项目，跟其他很多电影项目一样，有一个统一的媒体发言人。我作为制作团队的一个成员(电影总监)，有的时候去谈它并不合适。
另外，《球状闪电》的电影项目正在运作，我的工作会涉及剧本策划和特效概念设计。特效概念设计就是把文字可视化，告诉特效团队，希望他们做出什么样的东西。比如说一个外星飞船，你在小说里看不出飞船是什么样子，但电影里你就能看见。
南方周末:因为电影人身份，会比以前看更多的科幻电影吗？
刘慈欣:其实差不多。我以前看的科幻电影就很多，量就很大。现在因为精力有限，看得比较累，可能比以前都还少了。影视化的工作会占用一定的写作时间，但这些工作都得去做。我会尽力去把小说变成电影，但最终能不能成为电影，做主的不是我。专业的团队是导演编剧这些人，我发挥的是一个科幻作者的作用，最终的创作者肯定不是我自己。今后我的主要精力肯定还是会放在写科幻小说上。
南方周末:你近几年的身份有里新的变化，从工程师副业写小说变成科幻作家副业拍电影。最初工程师状态下的写作和当下的写作有什么不同？
刘慈欣:做工程师的时候，工作会占用大量时间，写作只能在工作之余。现在我不工作了，就把时间花在写作和电影上。现在写的并不比以前慢，比如《三体》，从有想法到写完，大概是十年时间。《三体》酝酿了大概五六年的时间，中间不断构思和查资料，觉得成熟以后我跟出版方商量，他们觉得也可以，然后我就开始写了，大概写了三四年。《三体》写完后到现在，只过去了短短五六年时间，这些时间我写了其他东西。
南方周末:但是五六年过去了，除了《三体》，大家谈论你其他作品相比就少得多。你会觉得遗憾吗？
刘慈欣:大家对《三体》关注和讨论那么多，我其实还是很高兴的。每个作品被写出来，当然是希望有人关注的。我也希望大家会关注我的其他作品，但并不是我希望就行的。比如要拍成电影的《球状闪电》有二十万字，我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这部小说讲的是，科学家解开球状的闪电这个自然之谜的过程。
南方周末:航空与航天中心在10月10号发了个新闻，你的一个最新身份是中国火星探索的形象大使。
刘慈欣:这个活动才刚刚开始，目前只确定了人选，没有进行实际的活动。11月长征五号发射时可能才会有活动。我很高兴能获得这个称号，因为对于航天事业太空探索我有很大热情。这个活动跟之前别的活动带给我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别的社会活动可能总是觉得很烦，可能不愿意参加，不愿意把自己的精力放到那些事情上面。但这个活动是例外，我还是很愿意的。我一听说新华社找我，我立马就答应了。我也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好，到目前为止我很高兴能有这样的一个身份。能为航天航空事业做任何一件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事，对我来说都是很高兴的。但火星探索形象大使具体是做什么的，估计还在策划中，我还不是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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