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出走是我在床上瘫软三天后。我决心去上海亲眼见她一面。 刚下车就觉得自己要融化在魔都的空气中，没有一丁点生分感。每年夏天都是父亲匆匆领我来，又匆匆领我走。或许是有特殊的吸引魔力，大量的人群在这里涌动着。在得以喘息的奔波缝隙里，我看过很多人来这座城市的慌张与新奇模样——一下车便直奔旅行团扎堆的景点，抱着极大的希望想要有所感知，和草木建筑有所共鸣，可是这种想法太急迫了。
我对我的半个故乡始终是热望又畏惧的。可这是我第一次独自来上海，我想见怡微。
哥哥改住金桥后，我出行不是那么轻车熟路了。在暑假下载“大都会”，默契间成为了一种不可缺失的仪式。可终究还是在上海中心附近找不到共享单车可停区时被当头一击，夹杂着上海人独有的腔调，到底不是本地人嘛。 当时的期盼心情留在了我朋友圈的模糊相片中，再也没有更好的形容了。其实那一晚的座谈，在场很多人是缘起角田光代的《坡道上的家》，怡微只是因为研究的课题相近而受邀来对谈。“当代女性的困境与救赎”——我原先觉得这样的话题于我不太合适，可谁会晓得当怡微讲起“我身边很多女孩子哦，她们的人生计划总是截止到了结婚”时的黯淡神色，有多轻薄就有多沉重。我尚且庆幸父母开明从来只让我天足成长，而脱离出来，又有多少令人惋惜的命运。不得不感叹的是，中日两国的女性，无论年龄大小，都面临着同样的“单身焦虑”，而两位作家都没有给出确切具体的应对方案。
“无解。”有力到像是耳鸣回旋一般的存在。我一度把自己的人生目标与它狠狠划清界限，可是像张老师这样从复旦走出又回校任教做学术的年轻女性又有多少呢？
归程怎么也不想再来一次上海了，我瞬间明白父亲为何如何都不愿请下公休假陪我来。 好像在看一个人的人生际遇时，我们往往把自己当作一个小说的读者，虚构了很多曲折蜿蜒的故事。小说可以渲染个人力量和整个世界的对抗，但是现世人生，大都不具备桥段的审美价值。
“没考上中文系”——可能无法被大多数人深入地讨论，但是是可以唤醒共情能力的、让经历过高考的人都重新品尝细火慢炖了数十年的青春的疼痛。
我不过是一个想要讨取别人走往文学经验的精神小人，但怡微最后还是在我说出“张老师，您是我高中时的精神支柱”后笑着和我合影，和我讲出“要考复旦MFA的话，你要过线，尽量靠前一点”的温柔话语。 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祖辈离开了上海宝地，如今又那么迫切地想要回归支姓。幼年被父亲带来，吸引我又能使我记忆至今的只有那些现在看来俗套的景点，和不那么俗套的弄堂口的排骨年糕。再后来，不过是穿梭在各大沪上名校，他想给我找个栖身之处罢了。只可惜没有人喜欢重播镜头，谁都不想面对。
开学前我整夜整夜地失眠，做不了任何决定。每天把歌单过滤成王菲，想在那些丝丝入扣的乐音跳转中牵到一个梦的远方。“越美丽的东西越不可触碰”，听得我毛骨悚然。我又如何不懂得那种平庸又孤独的滋味呢？尽管我念了全市最好的中学，可真相就是普通班的孩子没那么好命。我明白，再怎样的安慰也总是生硬而又独木难支。秋风前的等待，既凄婉又寂寥，心里尽是疲倦的怠惫，烦躁焦急又不安，写不下一个字，读不下一页书，也合不上一秒眼，不甘浪费又只能浪费。我们谁都只是苟安一时，只是摆渡的姿态各有不同，便拥有不同程度的粉饰。
家与学校之间的路走了三年，却从未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过中学晚自习放学的场景。印象里，我每次放学走到校门都能看到父亲又润又亮的脑袋和他辛苦攒钱买下的SUV。然而现在，门口的百十辆大大小小的车里再无熟悉身影。有些东西，我在学弟学妹身上看到的东西，正从我身上满满消逝。一年前、三年前，或是更久以前，我也是喜欢和父亲叨谈学校趣事、听他的话、学习认真、想要去上海念书的乖巧女孩。如今我们的交流只剩下“日语很好就业的”以及“不要相信男孩子的花言巧语”。
感谢自己任何时候都不能接受荒芜的精神和生活面貌。读书、写作、文学、无意义，没办法覆盖我生活的全部，唯一使我欣慰的便是它帮我保留了自我，这是使我得以喘息的长久良药。我想要“一生都在积极寻找出口”，步伐沉重。
之前一直无法准确的描述那从我身上消逝的某物，直到看到张定浩的一段诗——“一生都在半途而废，一生都在怀抱热望”，原来是我对生活的热望啊，慢慢消逝着，这种消耗自我式的精神自杀或许就是我彻夜失眠的毒引。未来预期和失望周期一颠一簸。
“我理想的生活状态就是一直怀抱热望，对事物的热望也好，对人的热望也好。热望是一台永动机。”想来也是太弹牙了。相形之下，“火炭上的一颗糖”未免有些烫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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