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之后成立的宋朝，不免在历史中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唐朝以均田、租庸调等制度奠定立国基础，又将科举制完善维持官僚队伍稳定，以空前包容的对外制度面对异族文化……面对如此完备优越的制度，宋朝很难更上一层楼，再进一步的进行制度革新。哪怕为了规避唐后期藩镇割据、武将当权的局面做出了一定的改变，也不能说在总体上进行了大变动。因循守旧，是宋代制度的首要特征，这是所谓无建树之处。另一方面，随着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制度构建需要顺应时代，宋代的一些制度构建与当时的国情是不相符合的。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认为宋代的覆灭与之前提到的宋代制度构建上存在的两个问题是有着密切关联的。
一．政治制度
（1）君权与相权
关于宋代君权相权之关系，有着两种说法：一是宋代是君权强盛，相权被高度分割的朝代；二是宋代是优待文官，相权强盛的朝代。关于宋代君权相权的强弱，我认为并不是绝对对立的，换言之，宋代的君权相权，二者同时强盛且并不矛盾，这可以说是宋代一点异于其他朝代的特点。
第一种说法言宋代君权强盛，这点可以从宋代相权的分割来分析。军事上，宋代将军权从宰相手里分离出去，转移到一个新设立的机构——枢密院，与中书分掌文武大权，这是宰相在军事上的失权。财政上，宋代将三司的地位大大提高，三司即户部司、盐铁司和度支司，在宋前，三司的地位虽然重要，但始终是属于宰相的管辖下，宰相具有财政大权，而宋代将三司独立，此举分割了宰相的财政权。在焕力的《宋代君权强相权盛》中有提到相似的内容：“唐以来设立三司使一职‚让其总管四方贡赋和国家财政，地位极高仅次于宰相，号称计相。但是三司使从关系来讲还是隶属于宰相管辖的。宋初三司脱离宰相的控制总管财政，自成独 立的体系，三司直接对皇帝负责。由此宰相不预财政。”考用上，在宋代之前政府用人一直是宰相的职权，由宰相下面的尚书吏部主管，而宋代设立“考课院”，实际上是将宰相的任免考核权力剥夺。
第二种说法言宋代相权强盛，这点主要是基于宋代重文轻武，优假文人的特殊背景，将相权看成是一种整体，而不是宰相一个人的权力。宋代虽然对于宰相的权力进行了分割调整，导致由一部分人行使以前有由宰相一个人行使的权力，但是被分解出来的权力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并没有发生改变，换言之，由狭义的宰相变成了广义的宰相，由一个人变成了一个集团。权力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在宋代重文轻武，优假文人的背景下，相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扩大。相权之扩大也为佞臣的兴风作浪埋下了隐患，秦桧任相十九年滥用相权，主张投降，陷害忠良，《宋史 秦桧传》中可以看出秦桧当权时相权之大——“桧两据相位者，凡十九年，劫制君父，包藏祸心，倡和误国，忘仇斁伦。一时忠臣良将，诛锄略尽。其顽钝无耻者，率为桧用，争以诬陷善类为功。其矫诬也，无罪可状，不过曰谤讪，曰指斥，曰怨望，曰立党沽名，甚则曰有无君心。凡论人章疏，皆桧自操以授言者，识之者曰：“此老秦笔也。”察事之卒，布满京城，小涉讥议，即捕治，中以深文。又阴结内侍及医师王继先，伺上动静。郡国事惟申省，无一至上前者。桧死，帝方与人言之。”
无论是君权强盛还是相权强盛，只要有着良好的制度，其实是可以达到二者相互约束从而促进国家发展的目的的，但是宋代的问题在于皇帝为了防止相权独大而拆分相权，破坏了原有的平衡而并没有进行新的制度建构，这就导致了一种制度上的缺失，在君相关系上，没有一种可以让君权相权得到有效约束从而达到有机平衡的制度。
（2）中央与地方
宋代的中央集权是军权财权收归中央，而地方积贫积弱的典范，在中央地方权力的分配上，过大的中央权力固然可以遏制地方势力兴起，但也同样的使地方失去了拱卫中央的能力。
宋代将地方政府分为三级，第一级为路，第二级为府、州、军、监，第三级为县。宋朝刚开国时，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将地方行政长官手里的兵权收归中央，好吃好喝的供着曾经的武将长官们，给予他们官号、俸禄与土地，但必须住在中央，即天子脚下，而他们各自所管理的地方，则派一文臣进行管理，这些文臣并非专门的地方官，而大多为中央官兼任地方官。原本的地方武将长官们被调到中央，现在管理各地方的长官为中央官员兼任，这其实也就相当于，地方无专门长官。此乃地方军权之无。在唐代，地方收入是一半留在地方一半上交中央的，而在宋朝，财政收入全部上交中央。此乃地方财权之无。一旦发动战争，一旦都城沦陷，没兵没钱的地方就只有乖乖投降的份，于是结局就是举国沦陷。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提到：“唐代安史之乱，其军力并不比金人弱；唐两京俱失，可是州郡财力富厚，每一城池都存有几年的米，军装武器都有储积，所以可以各自为战，还是有办法。宋代则把财富、兵力都集中到中央，不留一点在地方上；所以中央一失败，全国土崩瓦解，再也没办法。”正是宋代不合理的地方制度造成的后果。
二．考试制度
到晚唐时，大门第逐渐衰落，因循而至宋代，参加科举的大多是农村子弟、白屋书生，而很少有大家子弟参与科举。大门第能够带给子孙的一方面是政治资源和人脉，一方面则是一种培养和熏陶，从小到大耳濡目染，政治处理能力是从小就培养出来的。而平民参加科举，更多重视应试能力，即诗词歌赋，对于真正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所需要的能力是十分欠缺的。
在历经黑暗的五代之后，人们不热衷于学习，于是为了奖励文学，重振科举，宋朝一改以前考生进士及第后需做幕僚，实习政事，方有做官机会的惯例，只要及第就可以进入仕途。这样虽然起到了激励人民参加科举的作用，但是同时也使得官员丧失了历练实习的机会。
选拔的官员多擅舞文弄墨，而缺乏实际政治处理能力，这暴露了宋代考试制度的不足之处——在官员的选拔上一味承袭，缺乏创新，没有认识到大门第衰落对于科举制的影响，在旧的选拔模式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情况下仍然使用旧的选拔模式；在官员的正式录用上缺乏一种实习锻炼机制，这也让我时常有一种感觉，宋代的制度有破无立，在打破了之前的制度后，新建立的制度只能解决表层的问题，而在更深的层次上，并没有建立可以使国家机器更好运行发展的新制度。
三.军队制度
关于宋朝的灭亡，军队制度是不得不提的，宋代的散、弱，正是不合理的军队制度所直接导致的。
（1）募兵制
募兵制本身并不存在大问题，问题出在宋朝的国防精神与募兵制的结合上。宋初太宗时，面对辽军的进攻，由于宋军战斗力低下，不但没有实现收复燕云十六州、解除宋王朝边患威胁的愿望，反而在两次北伐大战中均遭失败。或许是吃了祖宗的亏，宋朝始终是以防为主，而不敢主动出击，养兵的用意在于敌军攻来时不至于没兵可用。募兵制招来的士兵一般轻易不脱行伍，将年轻的士兵招募来，放置十年二十年不打仗就变成了老兵，身心俱疲的老兵战斗力大大下降，这时候又需要招新兵，于是一批批的新兵进入，老兵也越积越多，造成“冗兵”的局面，数量虽足够多，但真正能上战场杀敌的可能却没多少。士兵基数大也就加大了管理的难度，于是且不说抵御外敌，解决内部的矛盾也是一件麻烦事。宋代为了防止兵骄卒悍，只得提高文官地位，从而把武官地位降低，而此举，又引发了“冗吏”，进一步增大了政府的开支。
（2）分番戍守
宋朝为了防止唐朝藩镇割据的场景再现，实行禁军分番戍守之制，即不允许一支军队长时间戍守同一个地方。今年戍守在某一个地方，那隔一年一定要有调动，正如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所言：“宋代是没有退役的，不在边防，即在中央，仍是在行伍中。”宋代虽然不打仗，但是人员的频繁调动，军队的频繁迁徙也是十分花钱的，相当于没有起到打仗的效果，但却花了一样的资金，为宋朝的经费开支又添了一笔。军队的一批批调防，还导致了“兵不习将，将不习兵”场面的发生，虽然有效避免了军官拥兵自重，但是兵将的互不相识也降低了军队的战斗力——将领不愿意在训练队伍上花心思，反正早晚也会调离；普通士兵也缺乏归属感。真正到了需要打仗来抵御外敌的时候，士兵与自己的长官缺乏默契与了解，更有甚者，不知道自己的长官是谁，纪律散漫，缺乏向心力，王云裳在《宋代军队经营活动的作用与影响》中有这样的描述——“州郡禁卒，远方纵弛”，多数兵卒因被占破而脱离军营，“多不训练，春秋教阅，临时备数”。士兵是“目不识旌旗，耳不闻钲鼓，队伍行列、坐作进退皆不复知”。
试问这样的军队在面临外敌入侵时该如何抵御？
四．赋税制度
宋代总体上沿用唐代的两税制，即收取单一的两税——地税和户税，然而，受到历史传统的影响，军队到一个地方，就要求民众额外去做一些修路、买特产的差事，他们潜意识里认为这种事是理所应当的，却不知道“庸”与“调”早已包含在了两税里，这样的制度大大增大了平民老百姓的负担。
除此之外，宋代实行差役法，这又是一种对过去不加思索的沿用。汉代至隋唐，民间是有地方自治组织的存在的，首领称为三老，掌教化，其下有人专门负责收田租和管理警察盗贼，而在五代时期，这种地方自治组织已经逐渐消亡的情况下，军队每到一个地方，又要习惯性的要求地方出力役、出贡调，于是地方领袖又必须出现了。宋代的差役法，事实上就是要求地方必须推出一个“领袖”来承受军队的剥削，家私被剥削垮了就换另一个，这就直接导致了地方无兴旺之家，地方势力被严重削弱，普通老百姓的负担也大大增加。
这种照搬照抄的习惯对宋王朝是十分不利的，我在想假如某一位地方官真正深入到民间体会过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那么他一定会了解到赋税制度存在的问题，这并不是什么触动国家根基的大问题，而是通过设立一些规范就可以匡正的。然而，之前也已经提到，宋代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地方官员，进而更不会有地方官员发现赋税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这种可能。
以上种种，无论是政治制度、军事制度、考试制度还是赋税制度，都只是观察宋朝这个朝代灭亡的一个小观察点，而通过这些小观察点可以发现的是，宋朝在制度构建上确实是存在很大问题的。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在研究宋朝灭亡原因的过程中，我总有一种缺失感，就好像是在某个地方它本该有一种新的制度去支撑，而宋朝没有，在推翻了一种旧的制度后，没有新的制度建立。宋代的制度构建缺乏与社会发展情况的结合，许多制度并不适应当时社会的发展，这也埋下了朝代衰亡的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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