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夕的前夕终于静下心来，把当年对《如蕤》的惊艳写了下来。如果说女性写女性，男性写男性是因为熟悉，才会真实；也是因为熟悉，才可能会缺乏创新理解。那么这篇收录在沈从文小说集《如蕤集》中的短篇就不同了。
《如蕤》的淡远自然有别于同时代女性文学的“压迫”和“抗争”。在如蕤身上，我们看不到《边城》里翠翠的灵气活泼；见不到《长河》中夭夭的俏皮纯真。虽然她是独立的，是有所渴望的。然而，在她身上，我们依然能感觉到“命运”的存在。二十世纪的女性文学，多写女性的生存状态、出路问题，反映女性主义思想。其中，便有不少作品为强调女性对自由和平等的向往、追求，把男性和权利视作为一个反抗的物件。并且习惯以一种夸张颓落的程式来表述对自由的迫切（一种对社会抗议的手段）——性爱。这种自由看似热烈坦荡，但实是无奈孤寂的表现，营造了一种更深的堕落压迫感。在他们笔下，女性仿佛唯有借靠性爱才能解放个性、获得精神满足，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表现，仿佛是难以从自身进步而出发，所以唯有通过男女的二元对立来突显这种改变进行抗诉。
在《如蕤》里，男女间的对立关系不再，他们被磁极化：相互吸引，又相互排斥。女性不再是被动的追求者、也不再是娇柔贫困的弱者；男性也不再为以往强权要势的形象出现。反之，男性为得如蕤欢心，主动献殷勤，“还想在自己身边装作天真烂漫的神气”，变得薄弱无能。如蕤的出现，不仅使传统文学作品中的男女关系、身份、立场出现了新的平衡，更表现了都市现实对人精神的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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