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侯论》一文的作者是苏轼，写于1061年，是苏轼在王安石变法前写的文章，此刻苏轼初入仕途，尚未遭遇人生真正意义上的挫折。苏轼的文章具有豪放的特点，本文雄辩滔滔，纵横捭阖，曲折变化，汪洋恣肆，同时也不失条理，结构紧凑，一气呵成。《留侯论》写的是西汉著名历史人物——张良，以“留侯能忍”为主线，主要从留侯张良受书于圯上老人一事展开议论，同时也涉及了张良辅佐刘邦统一天下的历史，提出了“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其全锋而待其弊”等观点。
文章有“文眼”，文眼既文章的核心所在，在议论文中是文章的重要论点。在本文首段苏轼便亮出“文眼”——“既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苏轼运用对比的方法突出表现了豪杰之士与有勇无谋的匹夫之间的区别，冲击力强，让人一目了然。苏轼指出豪杰之士都具有过人的气节，而其中最重要的是豪杰之士能够“忍”。当有勇无谋的人被侮辱时，他们一定会拔起剑，挺身上前搏斗，这在苏轼看来是不足够被称为勇士的，更像是莽夫的所作所为；与之相反，当有勇有谋的豪杰之士遇到突发的情形时，他们将毫不惊慌，泰然处之；当他们无原因受到别人侮辱时，他们也不感到愤怒、暴跳如雷。这其中的原因是他们胸怀极大的抱负，志向非常高远，是因为他们具有一颗“能忍之心”。
在文章的第二段，苏轼将本文的主人公——留侯张良请上舞台，开始讲述张良受书于圯上老人一事，并且予以初步分析。由于在历史以及史记的写作中，留侯受书一事都被赋予了神话色彩，认为圯上老人为“鬼物”，这就使得这段历史的真实性大打折扣，很难被后世的人们所信服。因而，为增强张良受书一事的真实性，苏轼对张良圯上受兵书之事提出新的解释视角，他说道：“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而世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且其意不在书。”苏轼认为这件事确实奇怪，但是为什么老人不能是秦时的隐居贤士呢？他认为老人授书给张良是为了考验张良是否具有“能忍之心”。老人授书的真正意图也并不在于书，而在于是对张良进行提醒告诫，告知张良学会“忍”，以成大事。
接下来，苏轼对于圯上受书的直接原因进行了分析。首先，苏轼对于秦朝的暴政进行了粗略的描述，指出秦朝“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这几句看似多余，与上文和文章主题无关，实际上，苏轼是为留侯张良受书创设历史背景，引出老人之所以授书于张良的原因。苏轼指出张良由于不满秦王暴政，“不能忍”，便在博浪沙行刺秦皇。事败之后隐姓埋名逃至下邳，差点因此丧命。在“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势未可乘。”的背景下，张良的刺杀行为显然是显得鲁莽、不理智的，同时也反映了张良缺少“忍小忿而就大谋”的“能忍之心”。这便是老人授书于张良、告诫其学会“忍小忿”的直接原因。
“孺子可教”的典故出自于此段，意为小孩子是可以教诲的，后形容年轻人有出息，可以造就。在此段开头，苏轼指出富贵人家的子弟，是不肯死在盗贼手里的。因为他们的生命宝贵，死在盗贼手里太不值得。苏轼运用类比的写作手法，承接上文，将张良类比为“千金之子”，喻其生命可贵，因“不能忍”而死于秦王是不值得的。苏轼认为桥上老人深感惋惜必定是因为张良才华盖世，却不去作伊尹、姜尚那样深谋远虑之事，反而只学荆轲、聂政行刺的下策。深感惋惜的老人特意恶语相向来磨炼、考验张良的能忍之心。老人最终发现张良还是能够“忍”的，还是具有成大事的可能性，所以说“孺子可教也”。
接下来，文章，通过举例子论证“忍小忿而就大谋”这一文章主旨。文中引出两条史实，一是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示服为臣仆的史实；二是勾践被困于会稽，后来投降吴国做了奴仆，三年不敢倦怠的史实。不论是郑伯，还是勾践，他们其实都用有救国报仇的远大志向，但他们为了实现理想，忍受了暂时的侮辱，处人之下。郑伯肉袒牵羊，忍受侮辱，使得郑国却避免了亡国的厄运；勾践在吴国做奴仆，卧薪尝胆，但三年之后却大败吴国，成为一时的霸主。“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苏轼认为老人便是认为张良才智有余，而担心他的度量不够，因此深深挫折他年轻人刚强锐利的脾气，使他能忍得住小怨愤去成就远大的谋略。苏轼认为，老人拿奴仆的低贱之事来让张良做，张良本应该感到气愤，但他却很自然而不觉得怪异，这说明张良还是有“能忍之心”的，这也成为了张良日后“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的重要原因。
其次，苏轼在下一段再次说明了圯上受书一事的必要性，同时介绍了张良对于汉高祖的辅佐。提出“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苏轼以史为证，通过对比，证明汉高祖的成功在于他能“忍小忿而就大谋”，项羽的失败在于他不能忍。其次，苏轼提出“养其全锋而待其弊”的重要性。项羽不能忍耐，在战争中随随便便使用他的刀锋，不懂得珍惜和保存自己的实力。而汉高祖在张良的引导下能够忍耐，保持自己完整的锋锐的战斗力，等到对方疲敝。但是，苏轼特别强调，通过韩信欲自立为王时汉高祖的愤怒行为来看，汉高祖其实并不完全能够“忍小忿而就大谋”，促使汉朝大业形成的重要因素还是在于张良的“能忍之心”。
在文章的最后，苏轼提到张良的形象外柔内刚，与司马迁对于他高大魁梧的设想不符，似乎也与他的学识不符。我个人对于这句话的理解是，张良外柔内刚却才华盖世，能够辅佐汉高祖成就大业，文章的主旨恰好是“忍小忿而就大谋”，强调面对屈辱、困境时，内心虽有大志，表面仍然得泰然处之，做一个能忍之人，这不也是一种“外柔内刚”吗？因而，我认为文章的最后，苏轼或许是借张良的形象一事再次对于“忍小忿而就大谋”进行了侧面的强调。
本文虽以《留侯论》为题，却并未直接对于张良进行全方面的介绍，而是以“既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为文眼，以阐发“忍小忿而就大谋”为主旨，以“留侯能忍”为主线，以“留侯受书”为载体，通过用典、对比、叙议结合等多种手法论证“能忍之心”的重要性，逻辑紧密，一气呵成，“其雄壮俊伟，若决江河而下也；其辉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
诗词是作者思想情感和处世态度的表现，我们常常通过一篇文章去了解一个人，《留侯论》又何尝不是苏轼人生态度的诠释？苏轼出生于文学世家，才华横溢，人生却颠沛流离，坎坷不平。他22岁中进士，初入仕途，被皇帝视为“宰相之才”。然而世事难料，一场变法完全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苏轼因上书论朝政得失，触怒王安石，被调离中央。后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宋哲宗即位后终于被受到重用，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但好景不长，新党执政后，苏轼再次被贬惠州、儋州。
在如此曲折的人生经历中，苏轼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在散文方面被称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在诗歌方面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在词的写作方面，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在书画方面被称为“宋四家”之一。苏轼的人生难道不正是苏轼对于“忍小忿而就大谋”的最好诠释吗？“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真正的勇者遇到突发的情形不会惊慌失措，遇到无端的指责不会暴跳如雷，这不正是苏轼为人处事的生动写照吗？正是由于苏轼“忍小忿而就大谋”，所以他才能在逆境中取得伟大的成就，写下无数不朽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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