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掀起的面纱》中，艾略特是认同于那位堕落了的撒旦的，这一点由她对撒旦式的人物夏娃同样强烈的同情获得了证明，这一同情是在她的诗体戏剧《阿姆加特》（Armgart，1871）中表现出来的。这部诗剧描绘了一位成功的女性艺术家特立独行的艺术抱负，以及随后由于自己的社会性别而沦落的命运。
上面分析的所有这一切，似乎使我们离开《掀起的面纱》已经很远，但是，这则故事确实清晰地呈现了艾略特对自己在女性哥特文学传统中的位置的意识，而这一传统是紧紧围绕着女性艺术家与撒旦的密切联系，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玛丽·雪莱和勃朗特姐妹建立起来的。艾略特对自己在开始创作的时候与玛丽·雪莱之间的传承关系似乎是承认的，拉提米尔作过这样的自我告白：“我曾经渴求了解未知的事物：但那股饥渴的劲儿现在已经过去了。”（第254页）拉提米尔在把自己界定为一个研究科学起源的学生时，是很像维克托·弗兰肯斯坦、沃尔顿，还有那位怪物的，他“脑子里被机械的能量、基础的材料，以及与电学和磁学有关的诸种现象塞得满满的”（第258页）。更进一步看，拉提米尔还是一位探索被禁忌的知识，比如有关生命的奥秘的人，即便他本人并不情愿如此，而他与默尼埃的友谊也让我们想到了弗兰肯斯坦与克勒伐尔之间的情谊。尽管他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失败的诗人，孤孤单单，受人冷落，要求我们的同情，但拉提米尔最终还是堕落成了一个恶毒的该隐。和弗兰肯斯坦创造的怪物一样，他会抱怨说：“我既孤独，又受人厌恶”；他也和怪物一样感到自身是有缺陷的、没法说话的，无法赢得别人的同情，最后，他只能实施复仇，却为自己带来了更大的痛苦。艾略特同样把拉提米尔故事的早期背景安排在日内瓦的阿尔卑斯山区，同样为他安排了一位英国籍的、研究科学的朋友，这位朋友能够起死回生，同样让历经沧桑的拉提米尔说出“没有什么可信的宗教，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崇拜，除了崇拜魔鬼”（第304页）的话语，同样还将他最终刻画为一位孤独的被放逐者，由此，作家清楚地表明了她所受到的玛丽·雪莱的影响，强化了我们从《掀起的面纱》中获得的印象，即乔治·艾略特显而易见是对堕落的撒旦那失败的抱负表示认同的，因为她有基于性别的、对于飞翔与堕落的恐惧，她对笔下描绘的死气沉沉的文化同样也是格格不入的。在拉提米尔有关布拉格这座城市的第一次幻象中，他深受那些阴郁的石头雕像的幻象的困扰，它们是“这个地方真正的居民和拥有者”，它们“并没有受到恐惧感或者希望的驱迫，但命中注定却不得不老而不死，依照惯性的僵化规则生存下去，仿佛它们永远生活在白天一般，没有任何昼夜更替、迎来送往的希望”（第262—263页）。在这个没有尽头的世界中，创造是没有可能的，它是斯威夫特笔下的斯特勒尔布勒格或丁尼生笔下的提托诺斯可能会认作家园的地方。就在这座充满了如行尸走肉般的生灵的城市里，拉提米尔自然地遇上了他的新娘，所以，布拉格这座城市就像《米德尔马契》、或者玛丽·雪莱的小说《最后的人》中的罗马。拉提米尔16岁的时候，在阿尔卑斯山区“总能像让·雅克那样，——躺在（自己的）船上，让它随意漂流”（第260页），而这座城市却干渴、黑暗、没有获得新生的希望，它与尊严显赫的记忆，头戴王冠的雕像，众多桥梁、教堂、法院，还有宫殿紧紧相连，而后者正是文化的表征。但是，由于城市里的居民都生活在“对记忆陈腐的不断重复之中，恰像那些被废黜的、老迈昏庸的国王一样”，而雕像活像“死去的古代婴儿的父亲”，这一文化因而表明了自己那暗淡和令人毛骨悚然的父权特征。
《掀起的面纱》的最后部分可以说是对“死去的将复活、活着的将死去”（德莱顿《圣塞西莉亚日之歌》）的末日审判的一个荒诞的滑稽摹仿，它描述了阿切尔夫人短暂的复活过程，这位夫人对伯莎计划的泄露最后只是造成了自己彻底的死亡、伯莎公开的控告，以及拉提米尔虽生犹死的痛苦状态；因为如果说拉提米尔是艾略特那受到伤害的想象力的代言人的话，他同样也是撒旦式英雄的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形象，这一形象具体呈现了艾略特关注的内容，即神的这位次子通过将女性降低而为单纯的创造物、甚至是具体形象的手段，而对女性实行了贬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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