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的内涵与外延
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是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工具，也是创造财富的途径。知识产权已成为国际贸易关系的中心问题。然而，目前对知识产权地域性的理解并不清晰，这关系到涉外纠纷中知识产权的适用与实施，因此有必要厘清知识产权地域性的内涵和外延。
知识产权的地域性，是指知识产权只在授予其权利的国家或确认其权利的国家产生，并且只能在该国范围内发生法律效力，受法律保护，而其他国家则对其没有给予法律保护的义务。由于各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有高有低，权利人的权利在各国受到保护的范围和程度也不一样，往往不能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国际经济交往的日益扩大，知识产品的国际市场在逐步形成，这就更需要建立相应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制度。世界各国通过缔结国际条约，使当事国承担条约规定的义务，相互承认并保护缔约国国民或法人依照其本国法律所获得的知识产权，或为其他缔约国国民和法人在本国境内获得知识产权之官方授予或注册提供符合条约规定的便利，并保护其依其本国法律所取得的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的客体即知识产品的性质决定了知识产权的本质属性，也决定了知识产权区别于其他民事权利，特别是与之相似的物权。知识产权的作为公共政策的产物其地域性相较其他私权更为严格。知识产权是每个国家社会财富的组成部分，与国家的公共利益密切相关。一方面知识产品的物理属性，即非物质性，决定了知识产权可以被不同国家的不同主体创造并利用，即知识产品自产生起就几乎自带国际性，因此，根据国家主权的原则，各国均能对其本国的知识产品进行属地管辖。然而这也造成了不同国家不同主体可能针对同一知识产品享有知识产权，即同一知识产品上能够依法存在多个平行的知识产权。最佳佐证就是《国际货物销售公约》第42条，专门就卖方担保第三人不能基于工业产权或知识产权对货物主张任何权利或要求的义务。相比之下，与之相似的物权领域奉行一物一权主义，不管各国的立法内容如何，都承认物权的域外效力，同一特定物在全球范围内只能依法存在一个物权，另一方面，知识产品的非物质性也决定了它与物质产品具有不同的存在、利用和处分的形态。知识产品的非物质性就决定了它无法像物质产品那样采取占有的方式进行公示。知识产权的原始取得需要创造主体智力创造的事实和国家机关的依法确认，这样也决定了知识产权公私兼具的性质。因此，知识产权的取得与保护依赖各国的立法保护，即就同一知识产品独立行使立法管辖权。
知识产权的跨国保护
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国民待遇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仅仅是最基础的标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际民事交往日益频繁和大量国际民事关系的产生，涉外纠纷中知识产权问题激增，知识产权地域性处于不断削弱的状态。各国所有的知识产权迫切的希望得到他国的承认与保护。为了促进国际民事交往，期待各国的知识产权能够得到他国的承认与保护各国在一定条件下自我限制自己的属地立法管辖权或属人立法管辖权，承认外国的立法管辖权。
自20世纪后期以来，知识产权的保护国际化有扩大化的趋势，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全球信息化程度加深以后更是如此。各国之间的科技和经济竞争加深了知识产权的保护国际化程度。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各国之间的科技和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特别是发达国家，早已将知识产权战略提高到国家整体战略的高度，而发展中国家为了保护其利益也参与到制定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的博弈中。所以，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也在各国的竞争之中逐步形成。
新科技在全球的发展决定了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化的扩大化。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知识产权的发展是紧密联系的。首先，新科技的发展扩大了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生物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新的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如动植物新品。其次，新科技的发展加快了国际技术转让的速度，扩展了国际知识产权交易的市场，打破了技术转让的国界。再次，新科技的发展为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提出了新的标准，原有的国际标准已经不能完全适用新科技发展的要求，需要有新的标准来适用这种发展需要。
知识产权的保护程度在不同的国家存在较大的差异。但随着国际化的深入发展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差异日益缩小。一国知识产权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很明显的受到国际条约和其他国家法律的影响。在国际上成立了诸多的知识产权国际组织，知识产权国际组织的建立促进了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化的扩大。通过签订国际公约，在不同的方面对缔约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确定了最低限度标准，进一步弥补拼图式的立法管辖。除此之外，部分国家主动向其他国家靠拢也是保持程度差异缩小的重要原因。
知识产权国际化保护对我国的影响
我国积极参与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的制定，使我国企业和公民得到高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积极推动我国知识产权的立法。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先导的背景下，知识产权的发展是影响一个国家及其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关键。发达国家均有一套针对本国国情而制定的知识产权发展战略，我国也应该加快脚步制定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知识产权保护发展战略。
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知识产权法的建立最初主要来源于国际上的外部压力，从而大量借用了国际条约和外国立法。我国立法从被动法转变为主动立法的趋势下，我国知识产权法的改革仍然很大程度上借鉴于国外的制度。例如，美国对于恣意侵犯知识产权施以一至三倍的惩罚性赔偿，鉴于其更符合法律的政策理念，我国识产权法也在逐步纳入类似的惩罚性赔偿制度，2013年修订的《商标法》已经正式采纳了惩罚性赔偿，而《著作权法》《专利法》的修订草案也均增加了惩罚性赔偿的条款。我国司法实践也显著地受到外国知识产权影响。
21世纪是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也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国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建立了一个世界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使知识产权保护出现了国际化的趋势。我国是一系列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缔约国，也是WTO的成员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化的背景下面对着历史机遇，同时，我们更要检讨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以国际的眼光应对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化的需要，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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