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宋朝避讳文化鼎盛原因及弊病 摘要：讳字文化作为一种礼俗规则和语言现象,避讳始于周朝,行于秦汉,盛于唐宋,严于明清,终于民国。宋朝实行重文抑武的国策和统治阶级的需要，讳字文化再此时达到了鼎盛的状态，不仅国讳、庙讳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而且家讳，特讳更是琳琅满目，不可胜数。讳字之繁琐复杂给人们的生活、文书写作以及仕途带来了较大的弊端，但同时我们也需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积极寻找并利用他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宋朝；鼎盛；原因；弊病 颜之推《颜氏家训》云：“凡名子者，当为孙地。”在给儿子取名的时候，要想到以后的孙子，不要让孙子为名讳而难堪,这体现了中国所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讳字。而这句话体现了讳字中的避讳类别，也就是家讳又称私讳，即家族内部遵守的家族内部遵守的避父祖名的作法。洪迈《容斋随笔》云：“本朝尚文之习大盛，故礼官讨论，每欲其多庙讳，遂有五十字者。举场试卷，小涉疑似，士人辄不敢用。一或犯之，往往暗行黜落，方州科举尤甚此风。”表达了宋朝崇尚避讳的风俗大盛，礼官讨论，每次都想多避祧庙之讳，避讳的字就有五十个。在科举考场的试卷，只要有稍微涉及避讳的字，士人们就不敢被录用，一旦有人触犯，往往会被偷偷取消资格。体现了在宋朝时避讳的现象最为严重，考官将试卷文字是否犯讳作为判定考生成绩的一个重要的依据，甚至会影响到士人们的仕途。 讳字文化作为一种礼俗规则和语言现象,避讳始于周朝,行于秦汉,盛于唐宋,严于明清,终于民国。避讳在《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封建时代为了维护等级制度的尊严，说话写文章时遇到君主或尊亲的名字都不直接说出或写出。”简而言之，避讳就是指在讲话和作文时，对皇帝、长辈和圣人的名字不能直言、直书，而要采用其他的方法回避、讳言。[1]宋朝是古代避讳的巅峰时期，不仅国讳、庙讳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而且家讳，特讳更是琳琅满目，不可胜数。宋朝帝王规避嫌名的字数是历代帝王中最多的，宋高宗的“构”字规避嫌名多达55字，几乎把所有的同音字一网打尽。宋钦宗的“桓”字亦需规避嫌名49字，其余帝王多在十几、二十字左右。 一、宋朝避讳之风达到鼎盛的原因 首先，是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以彰显自己的统治阶级地位。宋朝避讳制度中官讳包括5种内容。主要有：皇帝本人的旧名、御名和庙讳；皇帝的历代祖先名字；皇亲国戚的名讳；特殊字；古代帝王和圣人的名讳。将皇帝名讳置列其中，是为了凸显自己的特殊位置，表达自己的特殊身份，而避讳这些公认的圣贤帝王和圣人，则是为了彰显政府的正统地位，证明自身的统治身份源自正统，强化民众对皇族拥护和效忠。 其次。重文抑武的国策，助长了避讳的风气。宋朝受到唐末藩镇割据的影响，实行重文抑武的国策，提倡以礼治国，而避讳作为礼治的一种方式，自然被推崇。同时宋朝政府内部会通过改变官员派遣职位或更改职位名称等方式避开官员本人的私讳，这象征着士大夫不同于普通人，社会地位更高，满足了士大夫的需求，因此被文官所推崇。 二、宋朝避讳习俗的弊病 宋朝避讳十分严格，避讳种类也比较繁琐，比如仅读音改写就有多种，然而繁琐多样的避讳却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的弊病，主要体现在科举制度和日常生活中。 在科举制度中，洪迈《容斋随笔》有云：“本朝尚文之习大盛，故礼官讨论，每欲其多庙讳，遂有五十字者。举场试卷，小涉疑似，士人辄不敢用。一或犯之，往往暗行黜落，方州科举尤甚此风”。宋朝考官将试卷文字是否犯讳作为判定考生成绩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因此，考生书写必须进行诸多避讳、小心细致，如果没能做到，会影响到士人们的仕途，甚至会有牢狱之灾。[2]在文书中，凡是遇到皇帝的名字以及庙号，都要避讳。为了在文书中更加准确的避讳，“学士院奏：详定改敕官文书与御名同者凡二十字，余令依此音义改避，从之。”这样严格的规定使得文武大臣写上奏文书都很困难，如果未避讳就要受到处分，轻者申斥，退回重写，重者或降或革，丢掉乌纱帽。在日常生活中，政和年间，宋徽宗赵佶下令，“诏士庶勿以天、王、君、圣为名字”因此，许多人的名字也必须加以改动。叶天将把天字去掉改为叶将，乐天作把天字去掉改为乐作，葛君仲改名葛师仲等。名字作为一个人的身份象征背后牵连着许多的信息，如户籍等等，因为避讳的原因就要将已经用了多年的名字换掉，牵一发而动全身，增加了护级官吏的工作量也增加了当事人的麻烦。 综上所述，在宋代由于其重文抑武的国策，和统治阶级的需要讳字文化达到了鼎盛的状态，讳字之繁琐复杂也给人们的生活、文书写作以及仕途带来了消极的影响。然而，任何事物都是有双面性的，我们应该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寻找并利用他的积极方面。朝代更替，统治阶级随之发生变化，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避讳，如唐朝避“世”和“民”等，宋朝避“祯”及其同音字“贞”等，因此可以将某些讳字看成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将其利用在我们的古籍整理和古代文化的学习上，用来鉴定古书和古物的真伪、判断古书的著作年代、校正古书等，发挥他的最大价值。 参考文献： 【1】昝平,避讳述略,,文化学刊,2020,166-169,166-169 [2]朱瑞熙,宋代的避讳习俗,,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版),1988,92-98,9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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