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们应该改革吗？
《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有一句话这么说道：“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可能，在一时看来，就会误解为，如果这么来说，因循守旧最好，我不去变革，可能就不会面临改革所带来的风险挑战。其实，我觉得有这样的想法是非常可怕的，如果让这种想法占据主流或者拥有一定席位，至少在中国来说，那就是不顾普通人的一切了，只是简单的维护利益集团和官员集团。
但是，我们仅仅以为有这种思想就算得上可怕了，其实，更可怕的是介于“改革”与“不改革”之间的想法，我把它叫做：“让子弹再飞一会儿”的想法。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对于“改革”，拥有这些想法的人，认识到改革会带来巨大的风险挑战，会产生强烈的社会激荡，同时，他们也觉得，不改革是不行的，不改革就破除不了旧有的不利于发展的藩篱。就这这时候，他们陷入了两难的地步，他们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让子弹再飞一会儿”，让那些旧有的不利于发展的藩篱再接着群魔乱舞、任性发展一会儿，不必这么早去破除这样的藩篱，只需要这些藩篱“盛极必衰”就可以，就不需要大费周章地通过激烈的改革去破除，只需经过时间的洗涮被淘汰即可，有一种“混吃等死”的心态在里面，是“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等着施主来上香的心态。当然，对于我个人来说，这种心态，或者我称之为一种方法，在我的思想里占据了一段时间，在看待有些事物的发展方向上，我常说“让子弹再飞一会儿”，现在想想，这也是一种缺乏洞察力、预见力的表现，放任事情发展而根据情况补救，这对于个人事项也许不失为一种方法，但是，将这个运用在改革领域是极其可怕的，这是置民生于不顾，是在政府状态下，放任自由的无政府形态。
对于改革的态度，我们必须是义无反顾地支持，不能因为它可能遇到的种种阻力而放弃，或者变质。《诗经》有云：“深则厉，浅则揭。”对于改革，所有国家所有政府都是像小平同志说的那样，摸着石头过河。特别是对于我们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了“深水区”，我们政府面临的压力更像是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描述的复杂情况那样，能不能顶住这些既得利益、旧有的不利于发展的集团施加给改革的压力，往往决定了改革的走向。
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是过往的历史，过往的历史就是我们今天所发生事情背后的逻辑，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我们要有警惕意识，在改革中大胆谨慎，粗中有细。
（二）“路径依赖”
在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的时候被“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因此在这些制度的桎梏实际上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更显得最无法忍受”这句话所影响。我有一种感觉，托克维尔的上述观点，不仅符合社会现象，也符合人性的规律。在对这句话的理解上，我查找资料的时候知道了一个词“路径依赖”原理。这个原理的意思是：一旦人们做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让你轻易走不出去。就像旧制度下，人民被压迫久了，变得麻木了，反而满足于现状。但是，一旦有机会了，开始变革了，原本这些麻木不仁的人反而开始有“落井下石”的心态了，就变得愈演愈烈。就像托克维尔接下说的那样：“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只有伟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封建制度在盛期并不比行将灭亡时更激起法国人心中的仇恨。”在我们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变态心理呢？比如说鲁迅笔下的阿Q。
在回到社会层面的变革来说，这种“路径依赖”原理有没有借鉴意义。我个人觉得还是有很多借鉴思路的。例如，在变革初期，我们不能将变革的线路改的过猛，不能另辟蹊径，不然原本的路线毁的荡然无存，新的东西也摇摆不定。就像托克维尔描述的变革下法国社会的面貌，这是一个反例。此外，在变革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新的利益集团，会阻碍变革的继续，我们一定要用新的措施加以规范，这也是中央铁腕反腐的原因之一。
（三）居安思危、防止“温水煮青蛙”、大繁荣时期保持清醒头脑
托克维尔说，法国的大革命发生在法国繁荣的时期，为什么？“吃饱了没事干！”不难理解，在远不及繁荣的时期，人们为了温饱、为了基本的生存，而不断创造物质财富去满足基本生活。可是，当这些条件达到了，人们出现了新的烦恼，要追求名誉、尊严、社会地位……这个当然没什么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种新的需求，正是对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的追求。往往就在这个时刻，也是思想最激荡的时刻，外来的“普世”价值冲击着人们，人们不能正确地辨别就会产生“外国月亮比中国月亮圆”的情况。我们政府一直在注意这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合理需求，防止出现动乱的思潮。同时，我们也要警惕，在放利给人民群众的时候，政府的政策不要过度“福利化”，不然会像北欧那样陷入“福利国家”陷阱，不仅财政入不敷出，国内政局也因“债台高筑”而动荡。这种情况在我们中国也许不会出现，但是，“福利国家”相伴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我们目前要直面的。我们不能一味地提高中等收入群体，而只顾数量不顾质量，在满足人民群众合理预期的同时，规避人民头脑中的风险，加强舆论引导，改革措施刚柔并济，力度适中，即满足群众胃口，但不吊群众胃口。用好矛盾的观点、统一的观点，切实保证改革力度与社会接受度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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