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见证了自己的导师死于自己所执着的“正义”，柏拉图对法律有着自己的思考。与苏格拉底不同，第二代思想巨人柏拉图早年并不相信法律，甚至厌恶法律，他认为立法者也会犯错，虽然从形式上说，守法就是正义，然而实质上，这种正义可能包含着不正义，关键在于法律本身是否体现正义。柏拉图认为，只有统治者指定符合全社会成员利益的法律才是正义的。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认为，社会等级是以人的先天特质为基础的。也就是说，人的本质具有先验性，这种先验性归结为神的意志。人天生具有不同的特质，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同时扮演着多重社会角色，因而整个社会就形成不同等级。不同等级的人在现实社会中,就应该各司其职、各得其所、各安其位，互不干扰。由此可见，柏拉图的阶层等级观念包含了平等，即差等中的平等，这种“平等理念”的“层次观”奠定了西方正义理念的基础。
既然以人的先天特质为基础的社会等级是神的意志，那么人们应当以什么样的社会规范来认同、执行和外延神的意志呢？柏拉图对人自身予以了关注，从理想国进入了法治国。因此，我们不能说《法律篇》是对《理想国》的背叛，实际上《法律篇》是由《理想国》中的思想因素直接孕育出来的。柏拉图把“理念”下降为精神生活中的“理想”，继而演绎为现世生活中的“理论”，“法治国”是“理想国”的现实写照。
柏拉图在《法律篇》中认为，理性的命令就是法律，“我们认为应该有办法仿效‘黄金时代’的生活，如同传说中的那样,在家庭和国家方面都要服从我们内心中那种永恒的素质，它就是理性的命令，我们称之为法律。”这种理性命令不以个人的喜好为转移，从根本上排斥随意性。理性的命令是一个民族、一个地方最真实、最好的法则。而这一法则的目的，是使人类趋于完美的普遍的善。他说：“立法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全体人民的至善”。“法律应该寻求改善公民的道德品性”，使他们掌握道德的知识，从而明白“个人唯有获得道德的灵魂，才有可能幸福”。
概言之，柏拉图“哲学家国王”的理想表达了理性命令在国家法律制度中的主导地位，而理性命令需要一种“公断”的公共力量与公共设施来实现，自此，寻求公力救济就成为西方法律文化的传统。尽管柏拉图的“理性论”含有“君权神授”的因子，但也正是因为法律的这种宗教性赋予了法律超越现实制度的至上性，从而构成了脱离于统治者意志之外的独立性。
http://www.dxsbao.com/art/547114.html 点此复制本页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