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是初中时的一次秋游，我与一班同学来到了江门五邑华侨华人博物馆，博物馆从来都是记录一座城市或社会历史文化和发展的一个严肃神圣地方，在里面你将了解到这座城市的过去历史背景，博物馆真实还原了一个城市过去面貌，后人们在里面了解了前人们的全部生活文化和足迹。
通过参观我逐步了解到这座侨乡城市文化与背景。据了解，祖籍江门五邑的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将近400万，有海内海外“两个江门”的美誉。江门五邑华侨华人遍布美国、加拿大和西欧、东南亚等107个国家和地区。“华博”的馆藏实物达2万多件，照片1000多张、图书资料、刊物2700多册。”的馆藏实物达2万多件，照片1000多张、图书资料、刊物2700多册。我走进博物馆，映入眼帘的就是近代画家司徒乔的一幅著名作品《三个老华工》。作品是司徒乔1950年从美国坐船回国时，以同船的三位老华工的形象为素材创作的。我想起了之前上报纸的报道，“这三个华工中有两个祖籍在江门，司徒乔自己也是江门人”。画面上是三个愁容满脸、皱纹满面的老华工。他们出去已经有多少年了，他们现在忧愁着回来了，是否出洋的这些年没有挣到钱？怀着许多苦涩的回忆，他们就这样回来了，当初他们出去的时候，是涌动着怎样的期盼，经历着怎样的艰险啊！当年在广东，人们提着简单的行李，告别自己的父母和妻儿，如潮水般地涌上开往太平洋彼岸的轮船。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萨克拉门托河谷发现金矿，需要大批劳工的消息让以台山、开平为主的广东农民们仿佛在沉沉黑夜里看到一片曙光，于是不畏惊涛骇浪地奔向它。似乎只要到达了那个叫加利福尼亚的地方，就能够捡到成堆的金子回家。现在已经很难统计当年有多少江门五邑的农民就这样踏上了东渡的路，也无法统计有多少乡民还没有到达，就葬身在太平洋的无底深渊中。去美洲淘金，去澳洲淘金，像一个美丽的魔咒撩动着江门五邑人的心。在华博馆，我还看到一个布袋，是手工缝制的，已经有些破损和泛白了。布袋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仍清晰地辨认出最中间的一行字“遍走天涯，为国效劳。”这个布袋让我知道有一个叫郑潮炯的清瘦的男人，背着这个布袋，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山山水水间跋涉。这个多年在南洋以做点小生意维持生计的新会籍小贩郑潮炯从1937年开始，干了一件轰动了整个南洋的事情，他用5年的时间，靠卖瓜子筹集了18万元，全部捐给了陈嘉庚先生领导的南洋华侨筹赈总会，用于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他最后卖掉的一件东西不是瓜子，是他自己刚出生的儿子，得款80元，也捐给了筹赈总会。这个新会籍男人遗留下来的一幅照片，他看上去甚至有点木讷。这个略识几个字的小贩，在国难面前，他竟然做出让世间震撼的举动。由此我联想到那些客死异乡也要归葬故里的义冢中的乡民。或许漂泊在外的人比我们更加懂得国与家的分量，更加珍视深埋在故国故土里的那份永难割舍的中华血缘，这也许就是江门五邑的侨之魂。华博馆往前，不是什么建筑或美丽的景观，而是百多年前几十万、上百万的五邑人一边走，一边流着眼泪。那是新婚妻子站在村前的石板桥上望着消失在路尽头的‘背影而久久不能吹干的泪，是坐在异国的月光下抚摩着一身的伤痛，咀嚼着一路的艰辛而奔涌如泉的苦涩的泪，是三个老华工跪倒在父亲的坟头，遥想着父亲多年前的面容而呼号懊恨的泪，是郑潮炯的妻子在丈夫抱着小儿跨出门口的一刹那，心如刀绞的泪，是收到远方寄回的“银信”时悲喜交集的泪，是重回故乡，在岁月的变迁中寻找着那山、那水、那相连的血脉、那不变的守望时喷薄的泪，尽情地流啊、流啊，浸湿了这方土地百年历史的每一页。华博馆往前，是一棵种在1848年的古榕树，它历灾遭劫，伤痕累累，却始终生机蓬勃。它的枝干无畏地在天空中伸展，而它的每一片绿叶却都有一条气根与大地相连着。整个参观过程我的心情很激动，孙中山先生曾说过“华侨为革命之母”，这句话市五邑华侨与中国革命血肉联系的真实写照。衷心希望华侨们能够继续回报祖国，能让中国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让中国能继续发光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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