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读《幻灭》一文，确实感受到了茅盾创作的真实性和写实色彩，文中的时代青年对于革命认识并不那么充足，其革命的目的也并不是全然出于英雄主义式的纯粹的大无畏奉献精神，而是更加地贴近真实的平常人的心理——固然有着爱国情怀、责任担当地成分所在，但也有为了寻求刺激的色彩，静女士最初参加革命甚至是为了“找点事作”，让缓解上一段恋情破灭而产生的幻灭感。这种对于革命青年群体近乎白描式的展现区别于当时左翼文学对于革命的一味鼓吹，可以把丑恶的、真实的意象拿出来细讲，至少敢于摆在明面上了。
文中的慧女士形象的确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作为中学中的娇小姐，慧女士刚刚接触社会时，必然也是清纯而又热切的，起初应当也与静女士有着同样的懵懂，但是正是这些让她受到了男性的欺骗，国外留学期间她几段婚姻都是她曾经纯真的结果，也是她性格转变的巨大诱因。静女士多次因慧女士的这段经历而大感悲痛。慧女士作为东方革命青年的形象，具有强烈的反叛精神，她受到了打击之后并未像静女士一般迷惘、彷徨，而是选择以同样的方式还击过去，我想这也是她的进步性所在，她并不屈服于强权——当时的男性确仍未强权的象征，反而勇于征服——当然，若是把这种情感上的打压算作征服的一种方式的话，她身上确实有着革命所需要的反抗精神，若是有必要的时机，她也是可以作为革命的主力的。她向来泼辣、敢爱敢恨，这一性格特征也成为茅盾笔下新女性形象系列的鲜明性格特点。
相较于更为泼辣的、象征着先进思想和进步热潮的慧女士，茅盾对于静女士着墨更多，可能这也在于当时作者对于慧女士的书写并没有找到很合适的着力点，仍在逐渐摸索中前行。东方的文化在革命的冲击下濒临毁灭，但新的文化结构没有完全建构起来，故而这时的慧女士仍是在西方归国的形象，而并不是土生土长的、深植于中国土壤的全新女性形象。所以就算是现在去看，慧女士的形象把握确实不如后期写作中该系列女性形象那么成熟，她对待爱情甚至于与男性交往的过程中都有着现代价值观仍难以接受的开放与大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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