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读《叫魂》时，我便被人们因恐惧“叫魂”妖术而不惜对实际无辜之人施加暴力的情节吸引和震撼了。随着一步步向深处阅读，乾隆年间的经济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权力分配状况仿若一幅画卷，缓缓展开在我面前。
关于叫魂案发生的背景，经济方面，随着高产农作物的引入和摊丁入亩政策的实行，农业生产得到发展，人口数量大幅增长，经济发展呈现出繁荣景象。政治方面，清朝实行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且专制和集权的程度不断加强。社会方面，底层社会民众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出现了四处流浪的和尚、乞丐、流民群体，人口流动较为频繁。孔飞力在对叫魂案的研究中，深入地探讨了一些由叫魂案所反映出的历史问题，例如使中国清朝专制权力与常规权力发展。
在乾隆治下的所谓黄金时代，虽然看似是盛世，但繁华表象下的种种不稳定因素早已暗流涌动。当时，社会分化较为严重，统治阶级掌握着社会绝大部分的财富，而普通民众却连最基本的生存权利、生活权利都得不到保障，他们因而缺乏安全感，对和尚、道士等异乡人存在排斥心理，认为这些异乡人会“叫魂”。正是这种恐惧，使得他们不惜对异乡人施加暴力，直至异乡人的死亡。
“叫魂”的核心特征是剪人发辫，皇帝认为这一行为暗含着对清王朝统治的抵制。清王朝由满族掌握政权，弘历维持自己的统治，特别是对汉人的统治，就需要证明、强调清朝政权的合法性，留辫子是对清朝的统治表示服从的一种象征，而剪辫子自然象征着对清朝统治的反抗，更象征着汉化。弘历在与官员的密信中尽量避免提及削发，是因为他认为“削发”、汉化可能威胁到清朝的政权，超出了自己可掌控的范围，因而慎之又慎。
叫魂案所引发的恐慌，在社会底层和上层也有着明显的区别。底层民众对妖术有着最原始的恐惧，担心“叫魂”会为自己带来祸患。而上层官僚的恐惧则在于，担心“叫魂”案在自己管辖范围内的爆发，会被其他官员弹劾，使皇帝降罪于自己，失去皇帝的宠信。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官僚们对“叫魂”案隐瞒不报，抑或严刑逼供，强行栽赃无辜的外来者。而皇帝所担心的，则是“叫魂”背后的政治意义。他担心汉化、常规化，担心谋反，担心政权的不稳定，也担心清朝国家机器的无能。“叫魂”原本只是流传于民间的传说，但由于“剪辫子”这一事件本身的特殊含义，加之各级官僚为维护自身地位的隐瞒、无能、冤赃，“叫魂”最终上升成为了政治事件。
“叫魂”后期，所引发的皇帝与官僚集团的博弈，主要体现为官僚集团采取隐瞒等方式，来抵制皇帝的专制权力，而皇帝则不断强化自己的专制权力，逼迫官僚对“叫魂”最终由隐瞒转为了清剿。最后，皇帝已然知道“叫魂”妖术实质上是子虚乌有，但身为封建君主的他不可能承认自己的错误。博弈的结果则是，皇帝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对“失职”官员进行惩罚。
相对于韦伯“君主的专断权力和官僚的常规权力是此消彼长的，从长远来看，专制君主将会屈从于官僚理性化的常规。”这一观点，孔飞力认为，在中国制度下专制权力和常规权力很可能有和平相处之道。在孔飞力对“官僚君主制”的论述中提到，君主用成文法规来约束官僚，通过对政绩考核来控制官僚。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极大地保障了皇帝对其私人权力的行使，君主对任何事宜都具有绝对的权力，且这一权力获得了合法性。官僚对其常规权力的行使，归根结底还是依靠于专制皇权。但皇帝在行使自己权力的同时，也时时怀疑着常规化、汉化会削弱自己的权力，动摇清朝的统治。
关于“政治罪”，孔飞力将叫魂案这一类触怒皇帝的事件称为“政治罪”，政治罪包括了所有形式的谋反。政治罪造成的最大冲击，就在于它动摇了官僚们的常规行为方式，从而为君王创造了一个可以直接就自己关心的问题同官僚们摊牌的环境。弘历对“叫魂”政治罪的看法，受到了他对自己政权存在的顽疾（常规化、汉化）的看法的左右，反应着他对大清帝国的深层焦虑。而在清朝的“官僚君主制”中，各级官僚并不关心清王朝这一政权的何去何从、兴衰成败，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政绩和仕途，因为畏惧仕途中断，失去皇帝宠信而不可避免的在对“叫魂”的处置上存在着隐瞒。
《叫魂》全书阅读下来，我最大的感受是，“叫魂”案远比我刚开始阅读时设想的要复杂的多。“叫魂”背后，牵扯着民族、社会结构、权力斗争与制衡、政治制度等等在我看来十分复杂的东西，随着今后对政治学、行政学学习的进一步深入，我想此时这些对我而言还较为复杂的概念，日后也终将变得清楚、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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