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经济》通过对一个江南村庄的全面描述，从独特的视角探讨了在当时环境下中国江南乡村的生存、发展及幻灭的历程。纵观全书内容，可划分为四部分：第一步部分是第一章，本章是全书内容的引子，也是对内容的总括。本部分内容虽然不多，但语言凝炼易懂，观点鲜明，意蕴深邃。费老用一句话揭示了全书的主旨，即“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并且确信，中国在即将遭到日本全面侵略的时刻，中国“不管过去的错误和当前的不幸，人民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一定“将再一次以一个伟大的国家屹立在世界上”。第二部分是第二章，本章从地理、经济、人际关系等方面概括调研的内容，并指出调研的原因，尤其看重经济的原因，因为“开玄弓是中国国内蚕丝业的重要中心之一”，由此作者认识到“在中国，工业的发展问题更有其实际意义，但至今没有任何人在全面了解农村社会组织的同时，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这句话说明在中国农村乡村工业的重要性和它存在的必要性，研究它将具有重大意义。第三部分是第三章至第十五章，分别从家庭关系、邻里关系、生存方式等几个方面，描述了该村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第四部分是第十六章，根据上文所述，画龙点睛、一针见血地指出造成农村的根本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费老认为，“但当饥饿超过枪杀的恐惧时，农民起义便发生了”，纵观中国历史，几乎所有农民起义都发生在一个王朝的末期，鲜明地印证了费老观察问题的睿智眼光和深刻洞察力，并以学者的角度提出了解决此问题的方法：一是改进技术；二是社会再组织；三是“最终取决于中国工业发展的前景”。
费老在《江村经济》中虽以叙事为重，但考查其深层含义，不难看出其独运匠心，巧妙地把自己的观点置于字里行间，下面就是我站在一个在湖北的江苏人的比较视角去解读书中的观点。
1.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界定。费老认为中国农村经济结构的发展模式是一种“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位于太湖附近的开弦弓村，由于气候适宜，水源充足，自然条件优越，适宜于水稻的种植和桑蚕的饲养，因此，一直以来水稻就成为当地人们的主要作物，又因为便利的水路交通，蚕丝业也成为“这个村里的居民的第二主要收入来源”，且“农民从事家庭蚕丝业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当然费老在一百年以前就挖掘出当今的江苏农村发展的模式证明其对农村社会的发展具有非常非常前沿的前瞻性，如今江苏也秉承这费老所希望的工农混合的发展模式。
费老以事实证明了中国农村混合型的经济结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否决了一般人认为中国是农业大国的说法，从当时农村看来，中国是农工业大国，只是农村工业是分散型的，未能使人易于觉察。就以目前的江苏农村社会发展形势看来，之所以江苏的农村能在全国范围内独领风骚，能够有华西村这种“天下第一村”的出现，出了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也得益于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在农村地区积极发展农产品领域的工商业，发展至今，甚至延申到了其他领域的工商业化行为。再简单拿中部地区的湖北湖南（我只去过这两个省份）和江苏的农村相比较，无论是湖北省会旁边的地级市孝感辖下的部分农村地区，还是湖南长沙市下辖的长沙县的部分农村地区，个人认为这两个地区是受武汉、长沙影响比较大的地区，理应在农村发展上有出色的表现，但在实际走访调研中发现，这些地区的农村中除了政府层面的扶贫产业，由农民领导的产业发展少之又少；但是在我的家乡，苏北淮安市洪泽区下辖的一个小乡村，除了政府层面的各种产业措施，还有村委主导的小区物业产业，以及农民自发领导的各种合作社、合作产业等等，同时种植业、养殖业也在尽然有序地发展。
2.中国社会阶级矛盾激化的根源论。《江村经济》主要从农村乡土经济的崩溃上进行了分析，乡土经济的崩溃激化了“传统里早就潜伏着土地问题”，这是因为“中国的租佃制度并不直接建筑在土地生产的剩余上，而是间接地建筑在农民兼营的乡土工业上”，且“地主并没有丧失它收地租的权利……相反的，因为西洋舶来品的刺激，更提高了他们的享受，消费增加，依赖于地租的收入也更不能放松”，这就加剧了乡土工业的崩溃，沉重打击了中国“地租”的基础，于是，“佃户们眼里的收租者却变了，成了来要他最后一颗谷的催命鬼。”可见，乡土经济的崩溃是阶级矛盾激化的根源。
“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们的饥饿问题。”这是费老在书中提出的阶级矛盾突出的根源之一，饥饿问题归根到底还是经济问题，如果在一个政权统治下的社会中存在饥饿问题，那么这样的一个政权一定是极不稳定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要在中国实施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战略，为什么要保证在全国范围内帮助穷苦农民解决吃饭问题，为什么把吃饭这种最基本的问题纳入“两不愁、三保障”的范围内；同样，把这种视角放在世界范围内，我国为什么要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工农商业，为什么要帮助与我国友善的国家解决饥饿问题，说到底还是为了维持友善国家的政权稳定，在国际发展的历程上，多一个朋友就是多一点帮助，如果友善国家的政权不稳，那么就有可能被敌对国家煽动。
3.造成农村经济萧条的根源。一般认为，农村经济萧条是源于内外交困和阶级的压迫，但费老却有独到见解：“在这个村里，当前经济萧条的直接原因是家庭手工业的衰落，经济萧条并非由于产品的质量低劣或数量下降。如果农民生产同等品质和同样数量的蚕丝，他们却不能从市场上得到同过去等量的纸币，萧条的原因在于乡村工业和世界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费老从国际关系角度分析了外来因素挤压了中国农村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导致中国乡土工业的衰退，造成农村经济萧条。
从经济学的视角看来，这就是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的行为，同时这也是中西部的农副产品逐渐在市场上走低的原因，若同样的农产品，收益越来越低，那么对于这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造成打击。就目前湖北孝感市和江苏淮安市的部分农村地区对比而言，同样是人口净流出城市，同样是三四线小城市，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淮安市耕地面积更少，理应是可供农业集成化使用的土地更少，那么农产品的市场供给量就该越少，淮安地区产出的农产品市场的竞争力就越弱；孝感市地区地广人稀，有国家的各种政策支持，有立足于武汉都市圈内，站在理性的视角上看来应该农业集成化水平更高，理应有更多更大更广阔的农业合作社耕种出的大片土地。但是为什么在实际上好像恰恰相反，孝感地区的农产品耕种面积小，主要还是以传统的家庭小农种植为主，集成水平相对淮安来说低得多，所以当这两个地区同样的农产品流入市场时，农产品更集约的一定更有市场优势。
4.为中国农村走出困境提出“两步走”的发展战略。虽然，费老在书中并没有具体使用“两步走”一词，但结合上下文，却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乡村发展必须“两步走”的战略思想。第一步是社会再组织问题，主张“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的“改革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因为它是解除农民痛苦的不可缺少的步骤，它将给农民以喘息的机会，排除了引起‘反叛’的原因，才得以团结一切力量寻求工业发展的道路。”在这里可引申为对国家进行重组的问题，有了这个前提，才能有一个和平的环境，进行工业发展。第二步是恢复农村企业，发展中国式工业。费老把前者看成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最根本的措施，而后者对前者的有效组织和发展壮大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把当时“合作社”的实验看成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它将对“中国乡村工业的未来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对于书中所提出的第一步“再组织”，我认为江苏的部分农村地区的采取的方式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就以我的老家为例，在2020年以前就实现了村庄家居集中化，由政府回收散落在整个村庄内的宅基地，集中田地，给予两种补贴选择，一是拿钱进城发展，二是住进政府统一安排的住宅区，政府将原有耕地集约化，形成更具市场竞争力，更有经济发展力的农产品产地。当然，对于这种农村改革举措有待探究，一方面，如果这种措施真的好，真的具有影响力，那么为什么已经过了这么久了还是没有大面积推广开来；另一方面，在这场改革中的农民后续发展生活怎么保证，拿的钱能否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开支，没拿钱的后续家庭生活开支如何取得？对于书中所提的第二步“发展农村企业”，个人认为这不同于第一步，发展农村企业必然是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的，就上面的案例来说，当村民统一住进政府安排的住宅区，那就相当于一个现代化的小区，村委会就很有预见性的用集体资产成立了物业公司，所有收益由村集体共享，物业公司还能雇佣本村人员担任保安、保洁等，这就与湖北这里的农村公益岗位十分相似，只是资金来源不同。当然，在这类农村企业发展过程中，只要有序经营，不发生贪污腐败等社会性事件，我认为这一步还是值得广泛推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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