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入夏以来，总是觉得疲惫无力，状态比较低迷，想睡便睡，想吃便吃，倒是把之前缺的觉补足了。他们说，迷信的人认为人患的某些疾病是由于灵魂离体引起的，就用一定的形式呼唤病人的名字，使灵魂回来，叫做叫魂。迷信的人是谁？为什么？宗教还是习俗，我还不懂。一定的形式是什么？会伤害肉体吗？灵魂真的会回来吗？这些浅层的想法都是基于字面理解且无知。著作大概讲述了一个盛世妖术的故事，其实根本算不上故事，当时人口突破一个亿，乾隆是中国帝制时期空前绝后第一人，在他这里，大清帝国的权力与威望达到了顶峰，然而就在这层美好盛景的面纱下，件件诡异的妖言流传开来，危机正悄无声息的爆发。1768年，在江南一带出现了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这种荒谬的妖术主要讲的是术士可以通过人的发辫、衣服甚至姓名来盗取其灵魂注入纸人中，为其服务并且骗取钱财，而灵魂被盗者则会立刻死亡。听来可笑！但是可笑的是这种妖术广泛流传在最富裕的江南地区，四处游方的和尚道士做法“控制”人，这种妖术引起了大恐慌，以至于从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时间里，上至皇帝，下至黎民百姓，都因为这股妖风疯狂失控。百姓们无所不用其极端寻找自我保护的方法，甚至不惜将所有可疑之人牵强附会为术士，不惜一切代价将其捉拿至官府。而各级官员则穷于追缉流窜在各地频频作案的疑犯，甚至庙堂之上的乾隆寝食不安，一直以为乾隆的盛世百姓安居乐业，他应该是充满自信和骄傲的。但书中字里行间中透露出他内心深处的不安和无处不在的危机感，像是一个人突然进入一个陌生的领域的无力感，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权力即将变为虚幻，他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的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谕旨命令全国官员进行清剿，终于在年底，朝廷高级官员联合军机处，在最终审核之下，谨慎地提醒帝：所谓的叫魂，其实只是一场庸人自扰的丑恶闹剧、其根本目的是一些人想要无端挑起民众恐慌的社会撕裂。没有“妖人”，只有冤案和乌烟瘴气的社会，而乾隆皇帝的沮丧失望与起初的轰轰烈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么为什么一个胡编乱造的谣言竟然轻易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影响？不难说这是一场由百姓、官员、皇帝三个阶合力上演的一场闹剧。就像现代互联网，一级又一级的表演，联合表演。
皇帝说。叫魂妖术的剪辫形式无形中触动了乾隆的政治敏感性，使他认为社会上藏匿着一些反清势力及由此引发的群众骚乱的可能性，而在漫长且无脑的追查过程中，行省官僚们所表现出的常规化、汉化倾向更是激起了乾隆对专制权力受限的担心和恼怒。安全感和信任感，通常只存在于这个社会的幻觉之中，这些正中乾隆猜疑心十足和安全感不足的要害。而在清剿的过程中，他对官僚们的表现极其愤怒和失望，尤其是汉人官僚，在清剿事件尴尬收尾之后，他将对汉人官僚的清算变成理所当然，这样的结局即巩固了满人的合法统治地位，也为自己的蛮横行为开了脱。
官僚说。首先，他们可以说是饱读诗书的知识阶级，按理说不太会轻易相信叫魂妖术，但由于身上背负着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职责，难免会担心妖术恐惧对地方治安以及社会秩序的影响，其次，官僚们如果没有成功维稳，极其容易丢掉官位，因此官员们严抓散落各地的术士，不敢懈怠，安抚民间的恐惧、制止谣言的流传等，没有随意将其当做紧急事件上报朝廷。最后，叫魂妖术背后有着官僚体制常规性，他们将事件局限于自己的辖区内可以给上司一种地方平安的印象，同时也避免将自己置于君权的反复无常的淫威之下。但是乾隆还是乾隆，向各地方施加压力，行省官员受制于常规权力和帝王淫威的双重压力下，既要防范民众骚乱和不满，又要给皇帝他所预先设定的满意答复，于是各种对策相继而出：刑讯、敷衍、转移，争相上报，互相攀咬，制造了无数起冤案。正是这一环节直接导致了案件越滚越大。而高层官僚则凭借自身的政治和文化权威得以凌驾在地方利益之上，于是便能以一种相对超脱的姿态来审理案件。
民众说。首先，叫魂恐惧爆发于社会底层，黎明百姓是直接接触者，自古人们便相信妖术迷信的传统使他们对妖术和死亡深感恐惧，随之使得谣言疯狂传播，加之百姓缺乏文化知识，在“阵阵妖风”中人们谈妖色变、无端猜疑、蓄意诬陷、互相栽赃，把半个中国拖进了一场丑恶的歇斯底里。其次，庞大的人口与有限的土地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使其排斥外来者，于是愚昧无知的百姓动辄将形迹可疑的外乡人扭送官府甚至动用私刑。最终演变成民众利用虚幻的社会权利实现冤冤相报的私欲，不难看出，叫魂恐慌的本质可以说是生存压力。
若没有百姓的愚昧和无知，若没有官员们的不作为，若没有皇帝的推波助澜，这场旷古闹剧也不会上演。在某种角度看来，所有的历史其实都是现代史，1768年叫魂风波虽早已息事宁人，但数百年来，叫魂式的幽灵却从未离开。当某种谣言出现时，我们不难倾向于是谁杜撰的谣言？其根本目的是什么？然而谣言也许并不是我们所看到的那么简单，民众内心深处的恐惧和不安，对外来者的敌视与攻击；官员对自身仕途的担忧、对统治者的不信任；皇帝对官员的猜忌、对统治方法的忧虑等种种负面情绪的推动，不仅对普通民众失控的情绪火上浇油，使官员严刑拷打、刑讯逼供无辜的百姓，因此使皇帝发动了一场全国范围荒谬的除妖运动。文中还有一些我所感受到的点，从礼仪上来看，长发表示不受限制，而剪发辨实际上表示特殊的社会控制手段；而对于无权无势的普通百姓来说，只有在特殊情况下，他们才有机会短暂拥有这种虚无缥缈的社会权利，试图改变自己的状况，打击外来人员。而在今天任何一件事经由互联网的传播，仿佛给予每个人虚幻的权杖，他们深陷其中，敲击键盘，造谣、诽谤、诬陷，对素未谋面的人横加指责，认为自己是至高无上且振振有词的正义者，或许在他们看来，事件的真相事实却无关紧要，他们只想看见自己想看到的东西，逐渐演变为一场歇斯底里的闹剧，变成一个永不结痂的伤疤，被人来回的撕扯，来回的疼痛，虽无硝烟，但足以致命。如今，我们也正面临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妖术恐慌”——疫情。相较于疫情，它的传播速度更快，影响更广。我们不难将二者进行对比，1768年政府发动的清剿比作随处可见的武器，无论善恶，无论老少，人人皆可用之，底层民众对权力的渴望一直以来是被严重低估的问题，如果赋予的不得当，暴乱是迟早的事。而2019年来一直肆虐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无形中侵蚀着这个社会，国家、政府和民众三者之间的信任桥梁在一次次的病毒肆虐中逐渐加强并巩固，虽然会跌跟头，但还是互相搀扶着前进，因为我们清楚地明白，我们的敌人是病毒。就像文中民众对叫魂妖术的态度，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号称盛世下的皇朝社会中却能让这种恐慌扩散到大半个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京城的人跟活在乡村的人就像隔了几个世纪，这当然也意味着生活有多么不稳定，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完全停滞，穷人永远是穷人，科举中得意的都是满人，所以为什么嫉妒、贪婪、仇恨这些消极情绪会在叫魂中放大一百倍。
就像在黑暗中待久的人看过星星，他就不再需要其他光束，就像疫情发生后，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对普通人动手，有人不顾大局私捞油水，有人翻墙传播病毒，有人瞒报疫情回避做核酸，也有人被无情的洪水夺去鲜活的生命……不知是人性的劣根，还是国人的脾性，还是这片入地遗留下的习性。在这个经济发达、人人平等、言论自由的社会，美好的华衣之下是永远都除不尽的蛆虫。历史的巨轮滚滚前进，不少的社会现实不过是换汤不换药而已，历史书写的或许就是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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