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1日，诺贝尔生物学或医学奖得主揭晓，美国詹姆斯·艾利森与日本本庶佑因发现抑制负面免疫调节的癌症疗法而获奖，这意味着日本再添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自2001年日本提出50年拿30个诺贝尔奖的计划后，至今已有18个日本人获得诺贝尔奖，实现了平均一年一个诺贝尔奖的壮举，计划也已完成大半。从提出计划开始时的众人质疑，到用量产诺奖证明实力，日本让人们意识到它并没有开玩笑，它正在完成一个“奇迹”，一个曾经连日本科学家野依良治都不相信，毫不客气地抨击其为“很没脑子”的“奇迹”。
教育：形式新，活力旺
日本科学家能频繁获得诺贝尔奖，这与他们儿时接受的教育有分不开的联系。在日本，教师教学自由空间较大，他们注重教育与现实生活的联系，例如：日本幼儿园、小学和初中不光是传授知识的地方，它更加是注重生活经验积累的地方，学校里经常会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以此锻炼学生的能力，到了高中又实行学分制，让学生有更大的选课自由，从而发挥自己的特长与兴趣。
日本教育还注重保护学生的好奇心。对大自然的热爱与好奇是引领科学家走向科研的直接原因，1973年日本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江崎玲于奈就曾说过：“一个人在幼年时通过接触大自然，萌生出最初的、天真的探究兴趣和欲望，这是非常重要的科学启蒙教育，是通往产生一代科学巨匠的路，理应无比珍视、精心培育、不断激励与呵护。”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下村修谈及自己为何走向科学之路时也说道：“我做研究不是为了应用或其他什么利益，只是想弄明白水母为什么会发光。”日本教育很好地保护了学生的好奇心，让他们心里一直有一颗种子，促使他们不断去发掘。
另外，与学校教育相比，日本更加注重家庭教育，家庭教育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让孩子学会自立，这并不是传统意义生活上琐事的自理，而是要具备养活自己的能力。日本的大学生，他们的学费归父母管，但自己的生活费需要自己去挣取，否则会受到外人的嘲笑。重生活与好奇心、重家庭教育，这些都让日本人在日后的学习与研究中能更早更加轻松、坦然地面对问题。
高尔基说过：“热爱书吧，这是知识的源泉！”阅读可以引领人生成长的方向。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小柴昌俊在《我不是好学生》一书中坦陈，他因小学班主任送给他一本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是怎么产生的》，走上了物理研究之路；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三郎也表示：“为了读书写下很多笔记，并且持续这种读书方式，成就了今天在此处的我。”1981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福井谦同样在《直言教育》一书中写道：“在我整个初中、高中时代，给我影响最大的是法布尔，他于我可以称为心灵之师，对我的人生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2016年联合国读书调查中显示，日本人均阅读量达到惊人的40本，远远超过了许多国家，这不仅与个人阅读习惯有关，更与日本教育中重老师的引导有关。据了解，日本老师经常会根据每个学生的特长，推荐一些相关的书给学生读，孩子的父母也乐意出这部分钱，去开拓孩子的视野。
科技：不求急，脚踏实地
日本大学多是研究型大学，几乎没有教学型大学，这也就增强了日本的科研氛围。在研究中，日本科学家或教授有很大的自主权，他们不用担心研究过程中政府与社会带来的例如考核评估等干扰，同时也不用担心长时间的研究后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会有来自社会的质疑，不用担心会掉铁饭碗，这也就使日本科研少了一份急功近利而多了一份脚踏实地。在日本，如果某位学者研究取得了成果，成果的好坏与对错不是交由政府来评估，而是由该学术同行来评估，这就让他们需要认真开展研究，即使研究成果是正确的，研究者的社会地位也不会有太大变化，这不易让科研人员产生高人一等的姿态，让他们可以“无所顾忌”地交流经验。
专家分析，日本研究多把目光放在世界的前沿，吸收各国长处，与实际相结合。日本千叶大学经济学博士李仲生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曾举例：2000化学奖得主白川英树和2001年化学奖得主野依良治都曾在美国大学进修，均了解各自领域最新的研究动向，他们的成功与学习是分不开的……日本凭雄厚的产业基础，为学者研究创造了一流的环境，在2001年野依良治获得诺贝尔奖后，日本政府马上拨专款7000万元，为他打造了先进的科研中心。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高益民曾向媒体介绍：“日本在科学研究的经费投入占GDP的比例为3.67％（2007年），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科研经费中，大部分用在了基础研究之中，约占55%。”。
日本不光科研环境一流，科研人员待遇也令人吃惊。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06年调查显示：日本大学教授年收入71.4万元，仅次于飞行员，大学副教授为55.6万元，大学讲师为46.2万元，到了2008年，日本大学教授平均工资已达到90万元。据2015年日本学士院财务报告显示：发放院士工资3.34亿日元，院士差旅等补助经费4.36亿日元。这些支持与保障让日本科研工作能够顺利开展，使科研人员不用花过多的精力拉关系公关项目，从而有足够的时间从事研究。
文化：民族精神，激励前行
日本自称大和民族，其民族精神的核心是“集体本位主义”。小柴昌俊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我能取得今天这种成就，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而是我们整个团队的功劳，没有他们的支持与帮助，我不可能走到今天。”此外，日本人还有亲自然的感情倾向，对大自然充满热爱与好奇，他们重思维与实践，从而形成了实用主义。在这一系列精神的孕育下，日本产生了各个领域的佼佼者。2018年诺贝尔奖得主本庶佑的妻子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非常重视研究，看中实际操作，发现问题时会很兴奋，并且会快速解决，甚至有时候可以待在实验室几个月。”同时，日本还有着自我批判的传统，人们可以经常在网上看见日媒自我批判的报告，这种传统也深深扎根在日本人心中，这就让他们在研究中会带着批判的眼光，使自己能够时刻保持冷静的状态。
当谈及日本人的工作效率时，人们可以了解到其实算不上高，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工作质量。浪博客博主@柏亮—盲流东京分析过：日本员工干活精、干活细是出了名的，他们每小时该做什么，都有着明确计划，降低效率提高质量是日本员工的特性，也是日本科研人员的特性，这种看似低效率的方式，却可以将事情有条不紊地进行，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高效。相对于工作节奏，他们的生活节奏还明显快得多，日本人高速度的生活节奏，为其节约了很多时间，使其可以更好地投入到工作中。在网上有个这样的说法：“你在日本街上行走，根本来不及看清从你身边路过的人长什么样。”他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挤出了时间，让自己能够放慢工作速度，追求工作质量。日本人保持现有的“效率”也可以让科研人员在研究中保持冷与细心，少走弯路。
在日本，教师这个职业是神圣的，在日本孩子眼中，学者是令人尊敬的先生。根据1955年《日本社会阶层与社会移动调查报告》的结果显示，在日本187种职业中，大学教师的职业威望的得分是83.5，仅次于法官律师的87.3分，位居第二，远远高于大企业高级管理、高级公务员以及演员等，日本人保持对老师的敬仰，这也是对知识的敬仰，在无形中形成了一种尊师重道的氛围。日本纸钞也很特别，它不同于别国的纸钞，日本纸钞没有采用国家重要领导人的图像，而是采用了各大伟人的图像，比如思想家、科学家、作家和教育家等。现在市场上流通的2004年版日元中，一万日元印的人物肖像是“福泽谕吉”，五千日元是“樋口一叶”，一千日元是“野口英世”，他们在日本的地位崇高，远超一般政治人物。这种全国性的文化氛围，也为日本科研不断注入人才、创新等活力。
中国革命家和教育家徐特立曾说：“科学常是在千百次失败后一次成功的。”科技没有运气，只有实力，日本量产诺贝尔奖，就正如小柴昌俊说的：“态度决定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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