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在北京召开的两会，除了会议内容事关民生，两会也是传媒界一年一度的“高考”，备受传媒界关注。两会活跃着众多记者的身影，这当中不仅仅有国内媒体记者，也有很多外国记者。两会中外记者表现各有千秋，由此也引起对中外记者工作的思考。
记者吃青春饭？
自2011年马航事件报道起，不难发现，在报道记者中，中国以年轻记者居多，而国外媒体派出的却是老记者，在中国记者“吃青春饭”的问题再次被提出。记者吃青春饭这一说法是有原因的，从改革开放起，我国开始兴起用人年轻化之风，当时将基层年轻干部的划分界定在35岁以下。从那以后，人们普遍接受了用35岁来衡量人才年轻与否的思维定势。，“35岁定律”也默认成为了传媒行业的规则。
传媒行业一直是一个激烈竞争的行业，工作压力非常大，除了要到处赶飞机采访，也要加班熬夜赶稿，若是娱乐记者还要执行偷拍的任务，随时处于待命状态，哪里有热点就立即往哪冲。这样的工作强度确实不是年龄步入中年的记者所能承受的，传媒行业形成了年纪大不能干记者的思维定势，由此中国国内记者队伍呈现年轻化现象。《时代周报》刊登评论员孙乐涛的文章称：中国当代最可怕的媒体病，正在于“杀死老记者”。
这一现象跟美英日等传媒业发达的国家截然相反，这些国家对老记者（40岁到60岁之间）十分重视，白发记者非常常见。年龄并不能与业务能力划等号，但却在一定程度上能代表经验，因为这个年龄段才是做记者的最好年纪，思想成熟深刻、遇事不骄不躁。
人民日报海外版曾经刊登一位美国新闻从业者的介绍：“在美国，各大媒体都不直接录用刚毕业的学生，因为记者是一个最容易‘出错’的职业。新手有时会丢三落四，采访不到家、消息报道不准确，文章出了偏差常会引发麻烦或者诉讼。所以大的媒体都有一个不成文的共识，就是让那些新记者们把错误出在地方报纸、地方电台，等他们成熟了，出错少了再到大媒体来。能够被大媒体看中时，这些记者的年纪已经不小了。各大媒体都把有经验的老记者当成‘宝贝’，给予高薪。”
外国人有一丝傲慢，同样在记者行业上也是如此，以至于在记者招待会上提出敏感热点问题让回答者难堪，不少外国记者甚至以傲慢态度询问，如去年六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加拿大与该国外长迪翁举行会晤，会议上加拿大记者提出尖锐问题引起中方外长王毅的争执，现场气显得有些“紧张”。抛开记者的礼仪素质，外国的记者号称“无冕之王”,是第四权力,可以对政界和政经要人、名人抨击和批评，国外记者总能提出核心经典且刁钻的问题，然而鲜有国内记者做到。
而在两会，有人之所以说两会“好看”，而“好看”就体现在外国记者“胡乱问”上，他们在一些问题上过于敏感，以至于惹怒他人。而中国记者提的问题“简单易答”，与外国记者问题的“困难棘手，反复追问”的态度比较，显然人们觉得后者更像记者。中国记者讲政治、讲党性，在政府的领导下，言论要服从大局。中国的新闻,要弘扬主旋律,以正面宣传为主,可以进行新闻批评报道,但是不能过于集中。
在中国,记者并不是“无冕之王”，而更像是政府的话筒，中国记者对政府“百依百顺”，而国外记者成为“唱反调”专业户。
中国出不了战地记者？
当年海湾战争，我国派出了第一批记者前往半岛地区进行军事报道，由此也开始了现代战地记者报道，直至今日，中国传媒界却存在一个现象，每次战争打仗的视频资料都出自别国之手，而中国的一手资料却少之又少，而中国在国际出名的战地记者更是比国宝还要稀少。
“像唐师曾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假的战地记者，他并没有去过哪一个战场，比如去特拉维夫什么的，都是在周边，类似于萧乾，写那种类似于游记，观光之类的东西，《南国的春天》啊什么的，大部队开进去了，然后再进去。所以说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战地记者，哪有啊?一个都没有，根本没有!像水均益这样的，我们都说他是Hotel Warrier，饭店武士。”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系主任，教授展江表示道。
回首过去的战争，海明威在一二次世界大战报道，多次负伤甚至随军参加诺曼底登陆；罗伯特 卡帕在生命中最后还不忘拿起相机记录战争的残酷，世界战地记者都以他的名言为职业圣经；美国战地记者阿奈特更是因为冒死独家采访本拉登而获得普利策奖，国际上知名战地记者数不胜数，而我国却无一人从未在战地记者圈有崇高的待遇。
战地记者在战区，中国人传统思想是安居乐业，家庭在中国人心中占有很大的地位。西方社会，推崇的是个人英雄主义，身上中弹280多片的海明威就是一个例子。中国记者在遇到危险时，心中还会考虑到家中的老人，年幼的孩子。他们会本能的保护自己，潜意识里就有保护自己的意识，这导致需要冲锋陷阵去拍摄采访报道的丧失。
国人热爱和平，这种平和的思想，在炮火激烈的冲撞下，会使得中国记者把更多的篇幅留给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苦难，而非战争的残酷。在国外，许多新闻媒体并不是像国内都市报一样分为国内、国际、本地新闻等，而是按照新闻的重要性划分。西方国家也更加积极地介入全世界的事情。一方面是他们本土的国民更关注这些事情，因为有很多士兵在前线。这一点也使得中国没有太多战地记者的需求。
得不到奖，怪我？
在新闻自由的国家，通常不限制记者的学历文凭，注重实践能力操作。国外的记者如德国，记者本是其他专业的学生通过读短期的新闻学校，培养新闻采访、写作能力，或是高中毕业后进入媒体实习。大学里开设新闻学专业，但“新闻无学”这一说法仿佛占了新闻学界的半壁江山，甚至很多新闻学的研究者都持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新闻报道是一门手艺活，年纪越大经验越深，实际操作远比书本上的理论重要。
普利策新闻奖是传媒人的珠穆朗玛峰，是新闻人一生追逐的目标，然而普利策奖自1917年开始颁发以来，至今仍无一位中国人获得此奖项，中国在国际传媒界的认可度真的如此低吗？
新闻从事人员都是从大学开始接触新闻学，中外记者的不同还得从根说起。打开中国新闻学教科书清单，里面有一本不得不学习的教材，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此书作者为中国新闻工作奠基者，详细周密严谨的文字好像显示的就是“新闻有学”，需要花大把时间研究，而把此书作为教材也是为了传授中国的无产阶级新闻观念。而国外的新闻学课本如《全能记者必备》，作者好像并不注意“新闻是否无学”，而是注重如何培养采访，调查模式，如何做长期深度报告，如何进行体验式采访，就算是写作方式也是分得详详细细，比如体育报道怎么做，灾难报道怎么做，警匪报道怎么做，讣告怎么写等等，甚至在每一章最后附送小贴士。
而中国的新闻奖项与普利策奖相比，中国新闻奖所追求的价值以大事为重，好人英雄事迹居多，缺少了新闻独有的洞察力，缺少深度报告；而普利策奖是以贴近性和揭露性为主，侧重考察记者的发现和调查分析能力。
拿2016年普利策新闻奖美国得奖主为例，美国同行用一年时间写出了获奖报道。此次美联社获奖的“东南亚海鲜食品业中的奴役现象”系列报道始于14年调查采访，15年陆续发表报道，调查和写作共花费一年多事件，而在获奖的2016年，我国的深度报告部却从纸媒中一个个取消，由于深度报道花销大，周期长，见效慢，投入产出比极低，传媒经费困难时首先取消的就是深度报道。
与此同时，中国报纸行业用一年时间解散了深度报道部。国内纸媒取消深度报道部也不是不可理解，在网媒发达的今天，纸媒相对来说的优势就在于深度报道，而网媒的报道接近“快餐式”，屏幕上的内容读者买一份报纸或者杂志，就是想看一点网上看不到的东西。本届普利策获奖的“渔奴”系列报道中，4名记者花了一年多时间从美国远赴东南亚采写，最终完成了7篇报道，人均一年不到两篇。
国际新闻大奖就如科学界的诺贝尔奖一样，中国人总是迟迟未能获奖，甚至已出现了给中国人颁发国际大奖竞有一丝“尴尬”的局面。一方面是折射出文化软实力的薄弱，而另一方面更是体现出根本上培养方式的差异，也就可知中国记者为什么在国际上认可度低了。
普利策曾经说过，"社会是航行在大海上的一艘大船，记者就是那船头的瞭望者。他要为社会守望，去发现大船在行进过程可能遇到的暗礁和险滩，并且要及时向船长报告，确保大船的安全。" 换而言之，记者对于社会，就像啄木鸟对大树一样，在观察中去不断发现社会上的各种毛病，确保社会的健康发展。中外记者本质上不应该存在异同，都是人们的话筒，当然做好一名记者要依靠政治社会环境，一些官员认为媒体可以为了配合政府做事而牺牲一点自己的声誉，他们这样想真的错了。环球时报评论员表示：“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主流舆论的影响趋弱，它已是中国长期稳定的头号挑战之一。针对它做根本性改善是一项复杂的任务，政府千万别把它全推给媒体，这需要中国全社会的共同探索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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