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九月底，深圳爆出了6平米“鸽子笼”户型房产在两小时内告罄的消息，事后虽查实是该房地产公司故意炒作，但是在中国房价普遍增长的大环境下，此事件平息之后又一次引发了人们对“蜗居”的思考。
蜗居的处境
改革开放以来打工浪潮，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城市化的速度也越来越快，然而相应的硬件设施却不能匹配如此庞大的人群数量，以至于城市发展畸形。一些来自于农村的人口租住城市郊区的一些低矮的平房，随着城市化加快和“钉子户”的固执，这样的一些村庄逐渐深入城市，形成了“城中村”，与周围的高楼大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也许是有了这些“城中村”的存在，“蜗居”的问题才慢慢折射出来。
广州是中国一个比较发达的城市，然而也是“城中村”问题最明显的城市之一，其车陂地区分布大量的棚户区，一片棚户区在不到5平方公里的地方居住着十几万人，水沟发臭，苍蝇漫天，房屋密密麻麻，到处堆砌着垃圾，孩子和猫狗在一堆废墟上打滚，众多“握手楼”之间的狭小缝隙形成了“一线天”，各种城市里禁止的交通工具这里应有尽有，“脏乱差”实在是这里的代名词。
而在这里面居住的十几万人，有八成是外来人口，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奋斗故事，为了立足大城市，独自或者和家人们艰难地生活在简易的、狭小的房间里。“蜗居”指得就是这类人群，他们不得不为了住低级住宅攒钱来供房，然而，似乎工资上涨的速度远不及房价上升的速度，这就让这群“蜗居族”处在了一个尴尬的田地。
大城市立足困难，回家乡也不能填报肚子，进退两难，就如蜗牛一般背负着自己的家庭在四处游荡，岂敢问路在何方？
奋斗在“一线”
蜗居人大致分为了两种，一种是做“房奴”而奋斗的人，北上广地区分布着大量的高校，每年毕业的大学生都面临着在大城市立足的问题。据调查，刚毕业的大学生能够忍受的最高月房租是800元，这已超出了大多数人承受的范围了，像在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租一套像样的房子一个月也要好几千，巨大的压力也迫使这群年轻人不顾居住条件，单纯只求有个地儿睡觉，进城务工的年轻农民也因资金上的匮乏和对条件的不苛刻，选择蜗居在月租低得多但又脏乱差的城中村地区。
广州车陂不仅仅是蜗居的唯一表现，像北京也有地下室，中国很多明星早年都是住地下室过着北漂的生活，范冰冰曾经也北漂过，每个月从妈妈得到1000元的生活费，700元拿来供房租，300元用来生活，但是在她住在地下室里的日子确实她事业中最重要的阶段；郭德纲在北京打拼时也经历过睡桥洞住过地下室。似乎，蜗居也成为了一些年轻人奋斗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北京是一座忙碌的城市，其蜗居在地下室的一群人叫做“鼠族”，这些人大多都是年轻人，他们渴望追随名人曾经的步伐，来到北京追寻自己的梦想。光明网曾报道过“鼠族”，其中一名受报道的女子名叫纪佳，20岁，来自河北，目前在北京做一名售货员，刚来到地下室居住时，虽然她说“厕所恶心了一点”，但“觉得很棒”，只打算在那里居住一段时间，然而没想到一直住了下来。身为女生，每个月3500元的工资不仅用来生活，还要拿去买衣服、好吃的，所以每到月底她的钱基本上都花光了。“北京是个令人激动的城市，但是我不会在这里待得太久”，她说。天涯文摘记录过这样一个生活在地下室的人小杨，小杨被北京一家国家大企录用，然而父母却叫儿子回家乡专心考公务员，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他理解父母的想法，当他每看到高耸的住宅楼时，小杨心中不禁起了巨大的愧疚，但还是想在北京奋斗一下，他说：“北京是一个国际大都市，这里的机会大于其他的任何地方。”
另一种蜗居人叫作“鼠族”。蚁族，原指一群有团队协作精神的人，而蜗居的蚁族指一群人住在一间拥挤的房间，共同使用生活设施的人，有贬义。做一名“蚁族”是一些年轻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如今得到一份工作十分困难，年轻人不肯放弃在市中心的工作，又不愿住在郊区而每天在路上奔波，只好与别人在距离工作地点相近的位置租房子。不仅周围环境深入商业圈，白天黑夜深受城市的喧嚣；而且合租人群身份复杂，对自身的财产有很大的风险，但又迫于对生活的无奈，勉强地居住下来。
不过“蚁族”这样做也有正确的一面，曾有一个笑话：北京再修个几环路都要修到海南三亚去了。此话不假，北京主城现在修到六环，从故宫到六环边上近三十公里，年轻人很少拥有私家车，单纯依靠公共交通上下班一天也要花几个小时在路上，实在是浪费年轻人宝贵的时间。
前不久深圳爆出了一群“蚁族”在不到100平米的房里摆了15张上下床的消息，而居住的人交的不是“房租”而是“床租”，一张床350元一个月，而该小区同一户型的月租是6000元一月，房东通过这钟租赁方式一个月能获得10000多元，由此看出的是一种差距极大的分化，打工仔辛辛苦苦工作一个月才几千块钱，而房东每个月只收房租不做任何工作也能获得4000多元。
在12年的中山国际经济论坛上，经济学家徐滇庆指出，在中国8%的人拥有80%的存款，真相是12亿人买不起房，1亿人却买很多房。表面上看，房产成为贫富分化的毒苗，有房的人会越来越富，没房的人却只能叹气。北京、广州不光有地下室和车陂，上海也有出租集装箱的，深圳出现过“鸽子笼”，日本有胶囊宾馆，美国也有汽车旅馆，不难发现，出现蜗居现象的地区几乎都是发达地区。巨大的贫富差距才是“蜗居”现象出现的根源。
透过现象看本质
电视剧《蜗居》的播出因真实地反应了当下热门的社会问题和人们的社会心理而引起了一些蜗居人的共鸣，小三、高官、房奴、腐败遍布都如实地反应着现代社会，而剧中的宋思明郭海藻夫妇则是典型的“房奴”，该剧受到众多网友的普遍认可而迅速走红。中国人始终都在对自己心中的那套房而为之奋斗，蜗居还是怎样，房子始终是他们的一生终极目标。
房子不仅单单代表着一个人的居住条件，还代表着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之所以中国与外国对于房子的观念不同，是因为中外地域文化的不同。中国人深受传统的宗法制思想，对乡土的热爱远远多于外国人，一些人的故乡感情过为强烈，死也要落叶归根。同一宗族的人也最好要居住在一块儿，比如历史出现的“乔家大院”、“刘氏庄园”等，现代每个城市也几乎有“李家大院”、“王家院子”的存在等。所以，房子对中国人来说不仅仅是个睡觉的地方，更是维护家族之间的和谐的重要屏障，生活做事首先得有一套房子，有了房子，心里才踏实。这也是作为“房奴”的蜗居人的真实想法。
国外人对房子的概念以美国为代表，美国是一种迁移的社会文化，对自己的故乡并没有像中国人那样浓厚的故乡情节，美国人应该是旧世界人和美洲原始人的融合而形成的新的民族，骨子里流着有游牧民族的血液，所以他们也许是比较享受奔波在路上的感觉，相对于中国人来说，美国人只在乎有个地方住，并不在乎拥有房产所有权。美国并没有户籍制度，不像在中国，买了房子才能落户，又因为美国租房便宜，美国人每搬到一个地方就自动成为当地的共鸣，都会享受到当地的福利。听说，一个美国人一生要搬家十几次，对此，他们乐此不疲。
为什么现在的人总是抱怨自己做一名“房奴”而蜗居的苦恼，抱怨政府的无所作为，抱怨房地产商炒房价，倒不如依靠年轻人自身的改变。抛开那些“没房子怎么结婚”的观念，蜗居也许并不是自己没有能力，而是自己下定的目标太高以至于无法触及，导致自己活得太累，对于住所条件的追求，不应该成为年轻人的束缚；对于奋斗中的年轻人，蜗居并不是苟且偷生地活着，做到“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有目标，有追求，蜗居一样是年轻人值得祝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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