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遵义会议不仅使我们党和红军在极端危难的关头，获得了新的生机，从此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而且使我们党从此获得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的可靠保证。遵义会议的伟大精神照耀着1935年以后的中国革命史，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征途上克服种种困难，不断前进。
遵义会议陈列馆大厅雕塑
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
遵义会议会议室
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正是由于这一转折，使得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转到了抗日的前沿阵地，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
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
遵义会议的召开和会议作出的决定，体现了毛泽东在这次纠正党内重大错误的问题上，起着重要的核心作用。遵义会议肯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就是从指导思想、指导方针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从此，党在前进的道路上有了正确的方向。
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得到共产国际多方指导，有有益的帮助，也有不切中国实际的错误指示。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在与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第一次独立自主的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解决了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特别是确定了符合中国革命特点和规律的积极防御的军事路线；采取民主集中制原则，独立解决了党中央领导机构改组问题。改变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做法，实际上确立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中国革命全局上的领导地位。
国画《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精神
遵义会议精神是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是求索精神，其内涵主要是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民主团结。 ——《人民日报》
实事求是的精神
遵义会议堪称实事求是的历史典范，无论是对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历史总结，还是对红军进一步军事行动的谋划，亦或是对犯错误同志的批评和对被错误处理的同志的重新起用，无不体现着实事求是的精神。
独立自主的精神
毛泽东指出:“我们认识中国，真正懂得独立白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下，独立白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从偶然性来看，红军长征前夕，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中断了通讯联系；从必然性来看，经过14年艰难曲折，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一系列挫折，红军高级将领和党的高级干部已经从实践中懂得，要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走自己的路。
坚定信念的精神
遵义会议前夕，党和红军陷入了极度危难之中：红军从长征初期的8.6万人经过湘江战役后锐减到不足3万人，前有重兵堵截，后有敌军围追，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生存环境十分险恶，随时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但从党的领导人到普通战士，没有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的中国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大家处变不惊，遇难不馁，认真总结失败的教训，积极寻找正确的道路。正因为如此，才使遵义会议得以召开，错误路线得以纠正，正确路线得以确立，从而转危为安，转败为胜！
民主团结的精神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在幼年时期依据民主集中制原则，在没有共产国际直接指导的情况下，自己解决自身重大军事和组织问题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根据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取消了“左”倾错误领导人的指挥权，对思想上还未认识到错误的领导人，采取了耐心等待的态度。改变了过去对犯错误同志无情打击、残酷斗争的做法。遵义会议是正确进行党内斗争的光辉典范，是体现党内民主团结的光耀典范。
遵义会议精神，是历史留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遵义会议精神都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战胜困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
在下一篇推文中，我们将会介绍党史小故事合集，期待与大家的再次见面！
4.
副标题：遵义会议背后的故事——担架上的“阴谋”
通讯员：李娇，沈诗淇
遵义会议的伟大成功，离不开一些“酝酿”。美国著名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一书中描述了一个经典的章节，叫做“担架上的‘阴谋’”。而这个所谓的阴谋，实际上反映了“左”倾冒险主义被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所打败和取代的过程，对党和红军来说至关重要。
1.两个“三人团”
这件事还要从长征开始前的两个“三人团”说起。两个“三人团”，一个是长征前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权力机构“三人团”，掌握着中央红军的指挥大权。
另一个“三人团”是指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三人。当时毛泽东患疟疾刚刚治愈，身体尚未恢复；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负重伤后一直未愈，只能靠担架行军；张闻天身体尚好，一般是骑马行军，工作繁重时偶尔也坐担架。他们一起随军委纵队行军宿营，形成了一个新的担架上的“三人团”，后来被称作“中央队三人团”。
在担架上和篝火旁的朝夕相处，为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供了一起交流意见的很好机会。毛泽东向他们分析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阐述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理，使他们明辨了是非，转变了立场，开始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2.博古，李德下台
由于长征初期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红军在湘江战役中伤亡及其惨重。
为挽救危局，从过老山界到遵义会议前的这一段时期，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中央政治局内部公开批评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单纯防御、短促突击、打阵地战等军事指挥错误造成的，在敌人已经张网以待时，仍然机械地坚持到湘西会合的原定计划也是错误的。毛泽东提出应该变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进军。
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了张闻天、王稼祥的鼎力支持，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也赞同毛泽东的意见，经过激烈的争论，最终在黎平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正式决定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黎平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使红军避免了可能覆灭的危险。
由于博古、李德仍然占据着军事指挥权，他们会黎平争论的失败耿耿于怀，不甘心放弃他们的错误战略方针，仍在时时找着机会转向湘西。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也深刻认识到，只要博古、李德仍然掌控军队，错误指挥就很难避免，党和红军随时都有可能陷于灭顶之灾。他们心急如焚，得出统一结论：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
3.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1934年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黄平。在一片茂密橘林里，张闻天、王稼祥头靠头地躺在各自的担架上。
王稼祥问张闻天：“红军最后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
张闻天：“没有确定的目标。这仗这样打肯定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
王稼祥当晚就讲张闻天的想法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这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随后，中央政治局猴场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不过乌江、回头继续会合红2、红6军团的错误主张，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红军占领遵义后，“中央队三人团”继续商讨如何开好遵义会议。在毛泽东的主导下，他们商定了发言提纲，在会议上，按照他们三人已经拟好的提纲，旗帜鲜明而系统的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的错误军事指挥。会议第二天，毛泽东做了长篇发言，深刻剖析了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之后王稼祥发言，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发言，提出由毛泽东指挥红军，由此主导了会议方向，定下了会议基调。
克服“左”倾错误领导的过程是复杂的，但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是大势所趋，是党的选择，红军的选择，历史的选择。
张闻天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这样评价：“长征出发后，毛泽东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打下了基础”。
担架上的谈心交流和思考探讨，构成了红军长征胜利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促成了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将党和红军从危难中解救出来，对党和红军至关重要。
遵义会议总体总结
“遵义会议”精神有着鲜明的时代性与实践性，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为了革命的胜利，在长征中不屈不饶、英勇顽强，这不仅是战争年代的重要精神，也是实现“中国梦”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或缺的精神。作为未来的接班人，我们必须要继承宝贵的“遵义会议”精神，将其发扬光大，踏着革命先烈们的足迹，砥砺前行，不忘初心。
在遵义会议系列推文到此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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