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年少得志，深受国恩，心怀经世济民、建功立业之心，痛苦的放逐生涯和频繁迁徙，更使得对国家怀有强烈责任感的苏轼对社会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屡遭贬谪并没有让苏轼放弃儒家的经世济民思想，依然积极参与政事。他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实权，但依然竭尽所能办实事。苏轼无论处在什么位置，都恪尽职守、全心全意，在当地百姓心中有口皆碑。谪居黄州期间，苏轼偶然得知黄州地区的百姓常因天灾人祸无法维持生计而淹杀新生婴儿，其中又以女婴为多。
无权无职的苏东坡为此事义愤填膺，即刻写信给武昌太守朱寿昌，希望太守遏制此种恶习。苏东坡还利用自己的“名人效应”，多方奔走，筹建慈善团体，取名为“救儿会”，苏东坡亲自拟定章程，救儿会资金来源为当地富人捐助，同时，他派人深入穷乡僻壤，调查贫苦孕妇，若她们愿意养育婴儿，则赠以金钱、食物、衣裳；章程还约定凡捐款、养育婴儿者，均记载于功德簿，使之垂范后世。苏轼身体力行，将大部分工资贡献给“救儿会”，自己不惜挨冻受饿。消息传出，百姓感动之余争相解囊，到救儿会捐献善款者络绎不绝。久而久之，溺婴之风逐渐得到遏制。在杭州时，苏轼发现西湖里的水草大面积淤积，又变身“水利工程师”，元祐五年（1090）四月，苏轼给太后上了一道表章，简述自己疏浚西湖的计划和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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