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大学者 有大师之谓

　　1931年，梅贻琦先生在出任清华校长的就职演讲上讲到：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短短一句话阐明了高等教育的精髓在于“人”。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时，钱老曾感慨道：“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这些年，“大师之问”犹如一团迷雾，笼罩在我们的上空。

　　那么，什么样的人又能称为大师呢？

　　在我看来，大师首先是一个博学的人，学贯中西、古今通汇、文理融合。其次，他心有大爱、德行高尚，爱国家、爱人民，勇于承担社会责任。

　　当我们探讨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的时候，往往从教育谈起。

　　在文理科关系上，我国自1977年恢复高考便进行文理分科培养，尽管在大学中，文史、理工科的学习都有可能使得学生获得理性思考的习惯及严谨的思维结构，但是文理科学生往往在细微之处体现出思维习惯的不同，能做到文理融合的人少之又少。

　　在教育风气上，自上世纪末素质教育的暖风吹向我国之后，其对立面——应试教育便饱受诟病。这种教育制度严重影响了我国学生的创造力发挥、自我认知发展、道德水平及职业生涯规划。

　　统一不仅要求答案统一，还要求解答过程统一，美其名曰“方便了阅卷老师”，学生有了新的方法而不得使用、不得鼓励，创造力从何谈起;

　　人有多样性，每个学生的兴趣、特长都有差异，但较为单一的应试评价方式，往往让部分学生只看到了自己的短处。学校学习，没能让学生个性得到发展，反而增进了一些人的自卑。而自信的心理品质，在一个人的一生中，能支撑着他，熠熠闪光;

　　在某一次学习经验分享会上，一位北大的学生向孩子们讲到：语文作文里，名人名言不会写，你可以自己造一句，阅卷老师哪儿知道这是不是他说的。台下，我和一位老师面面相觑，这样传达的“三观”是正确的吗？为了成绩，无所不用其极?

　　坐在高三教室里的我们，还没有思考过为什么要参加高考，就随着“大潮”攀登书山、苦渡学海。一部分学生前十几年的学习只为高考服务，忽视了兴趣、爱好的培养、专业的选择及职业生涯的规划。一份能被人作为事业的职业，会给一个人带来莫大的幸福。

　　在高校里，往往重视科研、轻视教学，师生之间的交流减少，教师的榜样力量趋于失落。良好的师生交流，不仅有利于学生的成长，也是对于教师的一种无形“督促”。

　　受社会文化氛围的影响，我国知识分子的发声往往集中在安全范围内。一部分人由于所在单位的约束、无良媒体的断章取义及舆论压力，而选择在公共问题上保持沉默，仅在小众内发声。

　　有人认为，中国的大师必然植跟于中国的土壤。他会愿意了解中国社会的细枝末节：小到某个汉字的发展演变、某地的独特民俗，大到某位政协委员的提案详情……他对祖国有着强烈的认同感;

　　他见识过美国的公民社会、自由平等，产生了向往的同时也会认识到中国现有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及发展前景;

　　谈到一些学科的发展时，他会承认我们与某些国家的差距，但也会告知同学们本国前辈的努力以及我们也同样存在优势的地方。要主动将美好加之于自身而非拍手叫好或“暗自垂泪”;

　　长久以来，一部分国人对我国“贫穷”“落后”的刻板印象与媒体、教科书对于近代民族苦难史的过度渲染不无关系。现在就是一个要将这种印象扭转过来的时代，正视我国的国际地位、在各方面的成就，对我们文化的生命力持有坚定的信心。

　　近年来，伴随着高考改革的加深、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增进、互联网实名制的推行，相信我国培育“大师”的土壤将越来越肥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