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乙认为曾有一个人达到中国文学成熟之境界，他认为：“这种成熟，就是精深而豁达，就是尖锐而不刻薄，就是通情达理，就是有理有节，就是乐观大度。”这个人就是萧乾，一个包含人文情怀的记者，翻译家，作家。
言传身教的沈兄
1910年，萧乾在北京一贫民屋中出生。迫于生计，孩提时的萧乾与母亲过着聚少离多的生活。13岁那年，母亲去世，萧乾开始勤工俭学。19岁那年，他进入了当时颇具声望的燕京大学，就此翻开人生新的篇章。
1929年秋，萧乾进入了当时对文凭不做要求的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班，来自清华大学的讲师杨振声在看到萧乾在《燕大月刊》上先后发表了小说《梨皮》、《人散后》等作品后，对他另眼相看。1930年，经杨振声介绍，萧乾得到了向沈从文采访的机会。
沈从文十分欣赏这位勤奋、进取的文学晚辈。初见之时，沈从文邀请萧乾前往餐馆就餐，萧乾看见店家手中沈先生亲手写的菜单，欲留下以作纪念。沈从文说：“要菜单干嘛？以后我会给你写信，写很长很长的信。”
后来，二人一直保持密切的书信往来。1931年，沈从文去国立青岛大学任教，二人的鱼雁往来也未曾中断。在信中，沈从文常以“乾弟”称呼萧乾，“文学”是两个人在信中谈论最多的话题。沈从文甚至还将自己在文学写作方面的心得传授给萧乾，希望萧乾可以重视文字的魅力，善于巧妙运用文字活跃、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萧乾的《蚕》《小蒋》《邮票》等文章均是经沈从文之手，发表在《大公报》上，萧乾的文学创作水平也在这段时间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萧乾曾说：“他是我的恩师之一，是最早把我引上文艺道路的人。”
1935年，尚未毕业的萧乾在沈从文和杨振声的引荐下，进入《大公报》工作。初入职场，萧乾开始从事的是《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一年后，他被调往上海开始同时进行沪津两地的文艺副刊编辑工作。
多年后，萧乾回忆，那是他一生从事文艺编辑工作最紧张、最兴奋也是最热闹的日子。为了活跃版面，他不断开辟新的版块；为了更好的发挥效果，他不断去推广书评；当有好作品问世时，他都会先在报刊上组织笔谈，随后再邀请读者谈谈创作经验。
闯荡四方
1933年，装有混沌思想的萧乾与巴金在燕京大学蔚秀园的夏斧心家初次相遇。对于比自己小6岁的萧乾，巴金给予了他兄长般的真心与耐心，他常说：“写吧，只有写，你才会写。”
巴金曾读过萧乾的一些作品，在其中他看到了值得赞许的人物以及情节，但是他也看到了萧乾视野的狭隘。他建议萧乾跳出自己的小圈子，关心社会，拥抱同类。在潜移默化中，萧乾开始蓄力跳出自己的圈子，他的心中已悄然种下了闯荡四方的念头。1943年，在英国深造的萧乾放弃了学业，正式成为了《大公报》驻外记者。
“写至此，外面警报又号叫起来了，声音同炸弹几乎同时到来。听，救火车出动了，这是生死隔一层纸的日子，但是壮烈的。我得钻洞去了，因为高射炮就在隔壁。”正是萧乾笔下炮火中的欧洲真实的写照。当时的萧乾内心是矛盾的，他眷念生活，想舒舒服服地留在安全地带；但作为一名记者，他为自己可以身处第一现场感到兴奋。
那阵子萧乾夜夜睡在地下铁道硬邦邦的站台上，白天一听到防空警报，便狼狈地四处寻找避难处。但是警报解除后，萧乾便毅然闯入烟雾弥漫的废墟，踏寻炸弹落下的地带，并时刻提防着角落的定时炸弹以及尚未爆炸的家伙们。在探访的过程中，萧乾曾记录下一位耳聋的街头卖艺人在轰炸机来临之际的反应：“警报鸣了，人们四散了。聋子还低首用帽子讨钱。一抬头，人不见了。他丧气地说：‘嘿，票卖得可真快呀！’”他发现，这位卖艺人只是众多乐观市民中的一员。伦敦大轰炸中敌机猛烈的轰炸，非但没有摧毁伦敦市民的意志，反而让他们愈发的团结，他们攥成一个拳头,再也听不到为了苟且偷生而议和的声音。
这不禁让萧乾想到还在太阳牌战机轰炸下士气日益低垂的中国军民，于是他运用日记，通讯以及散文特写等形式写出了《伦敦一周间》、《血红的九月》等作品，向国内人民着重介绍英国人民在民族危机面前展现的精神面貌，传达着来自地中海的爱国之心。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战场唯一的中国战地记者，萧乾曾多次随英军横渡德军潜艇经常出没的英吉利海峡，也随美国第七军挺进莱茵，还目睹并记录过刚解放时柏林的景象。从苏，美，英三国首脑讨论战后问题的波斯坦会议到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再到联合国会议，都出现过报道者萧乾的身影。
记者修炼史
萧乾曾自诩自己是“介于文艺与新闻之间的两栖动物。”他年轻时为自己做人生规划，就曾写到：“通过记者，广泛体验人生，以达到文学写作的最终鹄的。”
在萧乾的众多文学作品中，展示了他不同的社会环境和人生经历，而其中“热爱祖国和同情普通民众”是他永恒不变的主题。1933年至1935年，斯诺在燕京大学开设了新闻特写的写作课，而萧乾恰从辅仁大学西语系转到燕京大学新闻系，成为了斯诺的学生。当时正值新文化运动初期，斯诺在与鲁迅、宋庆龄等人的接触后，对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有了初步的了解，他萌生了向其他国家读者介绍中国五四以后新文学的想法。他将鲁迅，沈从文等人的新作品翻译成英文收录在《活的中国》一书中，并在第二部的发行中点名要萧乾的作品《皈依》。译文出版后，斯诺曾给予萧乾丰厚的稿费，萧乾坚决不收，他认为经过斯诺的加工，自己所学到的东西远超出自己的稿费。
在与斯诺的交往中，萧乾不禁钦佩斯诺敏锐的观察能力，以及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洞察力。1936年斯诺曾在《星期六邮报》中发表文章预言：“日本不久将招来一场行将震撼全世界的抵抗。”1944年4月9日，他又在该报上预言：“殖民主义终将灭亡。”
萧乾从斯诺身上看见了一个新闻记者的优良品质：揭露邪恶，反对横暴，扶持正义，捍卫真理；到民众中，了解他们拥护什么，反对什么；向往什么，憎恨什么。并将其身体力行。
萧乾对新闻品种特质以及表现手法的看法，也深受埃德加斯诺的影响，萧乾认为：“新闻特写实际上就是用文艺笔法写成的报道。”
标新立异的文学家
作为“京派”的代表作家，萧乾的文章中带有明显的“京派”特色。萧乾早期的活动场所主要集中在京津一带，因此他早期的文学作品主要反应北京市民的生活。并且，他的文字有鲜明的个性，经过了去芜存菁的高度纯化。语言精练，叙事流畅，状物凝练干净，很有“京派”讲究“纯正的文学趣味”思想的韵味。
萧乾初入“京派”还是因为林徽因。1933年11月，还在燕京大学就读的萧乾在《大公报》中发表了短篇小说《蚕》，这引起了林徽因的注意，她认为萧乾用感情写作，十分难得。很快林徽因便通过沈从文将萧乾邀请到家中。初次见面，林徽因便将《蚕》大段背出，并提出了一些学识性的建议。萧乾听得十分仔细，生怕漏掉一个字。对于林徽因的细心指导以及热诚的鼓励，直到晚年萧乾还一直“很感激这个人”。
此后，萧乾在沈从文以及林徽因的帮助下，成为了“太太客厅的常客”。他经常参加由“京派”艺术家举办的文化沙龙，并渐渐成为了“京派”中的一员。而萧乾的文学性在耳濡目染以及建设性意见中日益成熟。
在“京派”艺术中，作家们往往对世间抱有温情，他们常常借助情感的渲染来突出思想，抒情性较强。而在萧乾的早期作品中，他常用诗意的眼光看待人生，以表达了他对人世间尚存一点温情的感慨。即使是讲述自己童年的不幸，也在“京派”观点的驱使下，他也不忘呈现压迫的对立面——“世道人心”。这在他日后的写作中虽有所变动，但仍可见一二。
得益于“纯正的文学趣味”的写作观念，萧乾认为：“衡量文学翻译的标准最重要是看对原作在感情上（非字面上）是否忠实，能否把字里行间的（例如语气）等翻译出来。”而这就使得他在进行文学翻译工作中，不会深陷在文字与结构之中，而这就使他养成了翻译西方文学时，重新进行段落划分的习惯。在此观念的基础下，萧乾翻译了绘本莎士比亚1至12套，尤利西斯等等。因此，在文学翻译方面，萧乾也别有一番建树。
http://www.dxsbao.com/art/83925.html 点此复制本页地址
